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走出庭院之后》

走出庭院之后

——城市小区的兴起及新人际空间的形成

■ varro

现代城市生活是在走出庭院之后开始的。这种生活正在日益把人们限定在一个个促狭的空间里——或许是有形的物理空间，比如办公室的格子间；或许是无形的心理空间，你看得出对面走来那个穿阿玛尼西服的男人，此刻的内心还被他紧锁的眉头囚禁在硝烟未散的谈判桌上。如果再加上每个人心中荒草丛生的时间感，那么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纵横交错的现代时空坐标里，任何两个个体运行的轨迹，动如参商。

而城市小区的兴起，就像一艘艘遍地开花的诺亚方舟。不分职业、年龄、信仰，城市里的人们用尽半生的积蓄，挤进这座兵营式的陌生人共同体，在城市生活的洪流中苟延残喘。这种全新的建筑结构和生活方式，型构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乡土秩序的人际空间。面对这种转变，我们无法简单地用“熟人社会的瓦解”一笔带过。

从院落到客厅

空间的封闭

试图以一层怀旧的油彩美化前工业时代的熟人社会，无疑是一种孱弱的文化怀乡病。但是，从“院落”到“客厅”的居住结构变化，的确改变了栖息者的精神向度。

在整个中国沦陷为一大片拆迁工地之前，半开放的“院落”是很多中国家庭公共生活的核心场地。无论是农家小院还是工厂学校的家属院、四合院、里弄，都很难被看作一个封闭的私域空间。我至今还记得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未普及的时候，每到傍晚，父亲都会把一台12寸的松下黑白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街坊四邻摇着蒲扇搬着板凳过来围观，在冗长的广告时间里议论些国家大事、家长里短。这时候的院落，是一个个微型居民广场。

更多的时间，在下班或放学后的傍晚，或者周末，一家人会在院子里闲坐。彼时，很多家庭都是三代同堂，老人们会讲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掌故，无意中，关于家族甚至近代史的记忆，正是以这种“口述史”的方式流传了下来。我外婆很清楚地记得民国时期华北匪帮的很多轶闻旧事，比如两个匪帮头目如何斗智斗勇，如何在屠戮村庄时“把人绑在树上剜心”。在没有太多电视剧可看的童年，这些惊心动魄的口述历史奇妙地搭建起了我与过去时代的精神联系。后来我读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时，很多细节都与外婆的口述惊人地一致。这时候的院落，是一个家族史得以延续的场域。

然而城市小区的兴起改变了这种格局。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家庭活动的场地，从半开放的、属地的院落，转移到封闭性和私密性更强的、从属于楼层空间的客厅。“广场”荡然无存，串门变成冒犯。

小区兴起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家庭居住模式的改变，三代同堂近乎非物质遗产，核心家庭成为新时代旋律。对心理空间的自主性要求更高的年轻人很难接受和父母同住，生活习惯的差异倒在其次。由于老年人的缺席，基于“口传”的家族史就很难延续，孩子们也不再关心那些陈年旧事。整个世界在一个平面上漫漶，对“当下”的关注几乎成为唯一正确的生活观。

而在客厅的所有摆设中，电视机是不可或缺的。电视机的普及，使所有的家庭成为资讯和娱乐的接收终端，家族史被替换成晚间新闻，荡秋千让位于快乐大本营。一种新型的权力网络通过电视实现了社会控制，稍微换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这是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奇异变形。

建筑空间日益细分。以前作为整体的家庭生活，被功能性的空间整齐地切割，卧室、厨房井水不犯河水，阅读、上网各有各的地盘，院落生活的浑然一体不复存在。这种变化也伴随着心理空间的日渐疏远。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变成一件奢侈和吃力的事情。下班后的妻子很难揣测一脸阴郁的丈夫当天是被同事暗箭中伤，还是被“小三”玩于股掌；疲惫不堪的妈妈也难以觉察闷闷不乐的儿子其实是为得不到的PSP而懊恼。每个人的世界都如此遥远，就像杨德昌在颇有萨特风格的《恐怖分子》里表达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距离，像两颗星球一样遥远。

邻居的耳朵

隐私与公共责任

杨德昌的另一部电影《一一》里，洋洋在半夜被吵醒，听到了隔壁家的吵骂和东西摔碎的声音，第二天早晨，等电梯下楼上学的洋洋凑上去看墨镜遮脸的邻居阿姨，被爸爸拉住，并被教训：那样是不礼貌的。

礼貌不仅仅是不能看、不许听，而是现代城市生活中，邻里之间甚至家庭成员之间，对彼此生活空间的不窥探。如果说对隐私权的尊重最初是一种市民权利的话，那么发展到最后，对隐私和个人空间的极度信仰，就演变成一种弥散在家庭内外的，挥之不去的冷漠。

杨德昌很多部电影都在讨论现代都市里的伦理困境，这种深入城市与人内在肌理的病痛，很多艺术家在现代化开始之初都曾普遍感受到，并以各种形式表达过自己的思考。比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东京故事》就描述了一种在急速都市化的过程中，旧家庭的崩溃所带来的极为复杂的情感。两代人各有各的痛楚，却在冷漠的空气中无法沟通。儿女的家里，硬是摆不下父母的两张睡铺。

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和《十诫•关于爱情的短篇》中，都有关于“邻居的眼睛”的意象。对他人生活的窥视，成了都市中邻里关系的一种变态。人们似乎要通过窥探别人的生活，检验自己生活的限度。“他人的生活”在基斯洛夫斯基那里像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可能性，一个或者拯救，或者堕落的彼岸。

就我的个体体验而言，“院落共同体”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小时候，我家隔壁的夫妻感情沟通的方式比较粗放，深夜里的吵架甚至打架几乎是家常便饭，夹杂着孩子凄厉的哭声，穿透了一个个黝黑的夜晚。不管多晚，闻声而动的我父母总会披衣起来，敲门劝架。他们从不觉得这是对别人空间的侵入和对隐私的冒犯，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基于院落共同体生活的公共责任。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雅各布斯以充满慈母心态的笔调，描述了邻居的耳朵与眼睛，对维护一个社区的安全是多么重要。她举例说，圣路易一个幼儿园下午放学时，几乎有一半的孩子不愿离开学校，这些孩子毫无例外地来自一个公共住宅区。在那些有着单独的玩耍场地和草坪的公共住宅区，孩子们常常在脱离大人注视的空旷场地被坏孩子欺负。而在有着老街区和人行道的“贫民区”，孩子们却可以安全回家，道路两旁的商铺和行人注视的眼睛，以及多样的路线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同样，一个夜行人在两边都有窗口注视的人行道行走，远比在空旷的现代化建筑丛林中穿行安全得多。

当然，我们很难说清楚居住小区的现代化和公共责任的消弭，究竟孰为因果；隐私到底给人们带来了福音还是冷漠，也很难穷究，但是作为一种现象，现代居住小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病理。更令人无奈的是，现代人已经很难接受以往生活方式的回归，试想所有人重新回到以前的居住模式……好了我们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吧。

你把钥匙交给谁保管

松散共同体的形成

雅各布斯还饶有兴致地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纽约——当然，她说的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出门时把钥匙放在附近一些店铺里，让来访的朋友自己去取。这个习惯非常通行，很多杂货店老板常常手头拥有十几把钥匙。

这种基于邻里熟人关系的保管，不是现代的付费服务能替代的。且不说手续的繁琐——在一个卡片时代，你经常要通过各种卡片比如身份证通行卡来证明自己是谁，单是信任的成本已经高不可攀。“邻里共同体”的瓦解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雅各布斯所说的钥匙现象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我的童年，不要说钥匙，连年幼的我都经常被父母交给隔壁经常吵架的夫妇代管。但是现在，我甚至不知道隔壁那个按电梯时才发现和我住一层的邻居，家里究竟住了几口人。我的另一把钥匙，老实说，放在了办公室的第一个抽屉里。而我的不少朋友，都宁愿把钥匙放在远隔半个城区，远水不解近渴的亲戚或朋友家里，真不知道万一哪个冰雪天，穿着睡衣出门倒垃圾的他们被一阵风锁在门外，该怎么办。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城市小区里就没有交往。网络时代，大家似乎更习惯通过社区BBS发帖交流。一些松散的共同体比如社区“驴友”队、登山队、轮滑队暗香浮动，人们更喜欢按照兴趣，而不是通过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来结缘。“从身份到契约”的民法理念，似乎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凝结松散共同体的，是一根轻盈的纽带，纽带的根基是愉悦，敌人是责任。纽带不是捆绑，若有任何不适，可以随时脱离，不带走一丝云彩。这是现代城市生活特有的人际空间。

可惜的是，这种共同体却没有任何教育的功能。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人都是经济学上的理性成年个体，彼此平等而不侵犯，像极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到的猪猡城邦。但是，这里却没有对任何一种德性的培育和对共同体伦理的维护。此外，这样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柏拉图所说的“无父无母的城邦”，没有一个“长者”群体的存在，少年也没有任何共同体可以参加，甚至连一个牯岭街的世界都没有。而在我的童年里，至少还有“警察抓小偷”这样的集体游戏可以玩。孩子们除了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之外，在一个没有玩伴的小区城邦里，没有任何公共空间供他们成长，于是在工业化的娱乐方式中形单影只。无怪乎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感叹，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没有童年。

这也是一个没有青年的时代，从走出校门到成为老谋深算的成年人，一蹴而就。他们急切地需要脱离父母，投入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小区，进入一个私秘的空间。小区的通行证需要他们用大量的财富支付，为了得到这些财富，他们不得不透支自己的时间和激情，而那些曾经为诗人所吟咏的，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童话，早已消散在布满城市灰霾的小区上空。

结语：空间的诗学，或政治学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荷尔德林的名句，如今已经沦为开发商的噱头，被广泛印刷在大城市马路边的广告牌上。人类进入都市以后，不再有诗。对“庭院”时代的眷注，绝非是为了诗意的回归，而是对影响了现代人精神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空间日益封闭现象的反思。同样，对现代建筑小区的描摹，也不是为了呈现一个妖魔化的居所，而是警惕原子化的蔓延。

对小区的反思也不同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将住宅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思路，或者如列斐伏尔等人将空间看作权力的网络和角斗场的观点，毋宁说，我们所看到的建筑空间的封闭，和一种更大的空间是同构的，比如民族国家。但是继续论述是冒险的，不如就此打住。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结构，从逼仄的空间里腾身出来，拥抱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