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郁达夫的忧郁症》

顾彬对郁达夫的评述中很有些发人所未发的见解。郁达夫固然是重要的作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将其与鲁迅、郭沫若列为专节讨论的作家，其他作者均未享受这般待遇。郁达夫的特出之处何在？

顾彬认为，他“聪明而博学”，“有能力以艺术上可接受的方式描写他们那个时代的内心危机”。（p57）而这个“可接受的方式”就是描写“现代人的揽镜自照和孤狂症”，就是描绘忧郁症如何折磨小说主人公。这种忧郁症，郁达夫有一套“标准词汇”来描述。Weltschmerz（世界之苦）就是一个。郁达夫在1923年的《艺术与国家》中写道：“艺术对于我们所以这样重要者，也只因为我们可以常常得到美的陶醉，可以一时救我们出世间苦Weltschmerz，而入于涅磐Nirvana之境，可以使我们得享乐我们的生活。”对于Weltschmerz，鲁迅似乎有所保留，在《怎么写》中他提到厦门时期的苦闷，“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话里带点调侃。然而他接着就否定了——因为一只小小的蚊子的叮咬就使他转移了注意力。当然，鲁迅的笔墨是九曲十八弯的，既然前面已经说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后面的否定也只不过要读者从另一个方向理解罢了。

“所有忧郁症患者都想要行动，想要伟大的行动，为的是逃避内心的空虚，从而能给意义的赋予开辟道路。”（p56）顾彬这个判断放在解读郁达夫身上是准确的，他将郁达夫的散文《灯蛾埋葬之夜》与歌德的诗Stirb unt Werde联系起来，就能显出顾彬的哲学、神学根子，显出他身为德国人的特殊敏感。在这个基础上，他给出郁达夫描写变态场景的理由：“内里的折磨可能反过来针对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革命行动的形式去对抗社会，另一方面以施虐和受虐狂的形式对抗自身。”（p56）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郁达夫的创作到底有多少政治性色彩？就他的《艺术与国家》来看，他是主张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的安慰的。可是他作为创造社的成员，同样写了不少关于革命的文字。他是否在政治与非政治间有徘徊？顾彬只是指出，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推演出郁达夫作品中世界之苦的根本与最终原因是一个狭隘的解释。但当然没有否认郁达夫作品的政治底色，包括他最终在反日斗争中献身。

作为现代作家中特别具有旧文人气息而且颇有旧学功底的一个，郁达夫的“世界之苦”的确很有意味。而那些混杂着旧时颓唐与西式时髦的各种变态花样，也许还真不能一笑了之。夏志清对这点就不大高兴，说“时而观淫，时而睹物兴起淫念，时而同性恋，时而以被虐满足***，时而有偷物狂，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夏的道德感确乎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