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肝日记《贾平凹：疾病也是一种哲学》

第一节 病是小死，死是大病

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

谢有顺：昨天谈了一天，今天你就生病了，身体吃不消了，看来说话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我看你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自己是一个著名的病人，甚至最近还专门写了个长篇叫《病相报告》，看来你对病确实是已经像亲戚一样熟悉，很了解了。

贾平凹：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从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民间有狐狸附体之说，我是病附体了。小时候生病，记忆不深刻了，小时得病也不治病，有一种巫术，就是“立柱子”或“提筷子”，或用放血疗法，或喝姜汤捂汗。上了大学，得了几场大病，身体就再不好了，在青年时期，几乎年年住院。三十岁时差一点就死了。一直到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折磨我最大的病是肝病，一九八四年，就是回商州考察，到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我感冒了去街道的小诊所打柴胡，打针感染上了。小诊所里用一个针头给无数人扎，扎一个用酒精棉球擦一下，这些我不知道，回来就得病了。后来又去商州了几次，在一个山镇的小旅馆睡了一夜，那里才发了大水，被子特糊，天未亮就浑身痒，出一身红疙瘩，以为是湿疹，回到西安怎么也治不了，后来一个老中医看了说是疥疮。那时中国已宣传消灭了疥，大医院医生从没想到这是疥。老中医让我擦硫磺膏，擦了一个多月才好的。生了疥那奇痒啊，痒得烦躁不安。据说希特勒是生过疥的，情绪烦躁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肝病一直到前年，才好的，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

谢有顺：是彻底好了？

贾平凹：彻底好了。开始发现是肝病时，已经有腹水了。我的多少病友都去世了。西安所有大医院我都住过，身上有无数的针眼，杨七郎是万箭射死，我的针眼比箭眼多。

谢有顺：哈哈，病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贾平凹：现在有人向我开玩笑说：蚊子晚上都不叮你！因为我吃中药多，肉全是苦的。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难过得很。难过是老家的土语，就是不舒服。这种难过一直伴随着我。我现在有一批医院的朋友，起码有两个护士长是亲戚般的朋友了，一直走动着。我这一生中，病和我的任何活动都直接联系着。现在肝病好了，别的毛病却又出来了，心脏不好，大脑供血不足，肠胃也不行。小时候生活差，导致了我现在个头低，手无缚鸡之力。上大学支持越南献血，一次献３００ｃｃ，发的补养钱没舍得买补品，买了书，身体正弱着，暑假回家，家里缺粮，和父亲去河南的南阳买粮时受凉，又让蚊子叮了，回来发了烧，治了半年治不好，也是一个老中医，说是“打摆子”才治好了。那多半年身体就垮下来，再加上后来的乙肝，你想想，能不受罪吗？我这一生，感冒就没断过，别人老以为我长年四季都在感冒着。

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

谢有顺：我知道很多人，他病过一场后，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一个原来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或者说雄心勃勃的人，往往经过一次大病以后，他会觉得自己过去那种雄心勃勃有点可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一切都将变得非常灰暗，非常灰心，觉得健康是惟一重要的。这和我们昨天谈的那个话题还是有关系的。病说出的恰恰是人的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假如世界上没有病这回事，人不知要比现在骄傲多少倍！俗话说关公不怕死，但怕病。再坚强的人，疾病一上身，他就会体会到人的脆弱，无力，万贯家财也好，名望地位也好，都没有办法使他回到那种健康的状态里，这对人的触动肯定是很深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对我说，你别看那些当官的，有钱的，平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可他们一到医生跟前，就乖乖的了，叫他躺下，他就躺下，叫他坐着，他就坐着，不能吃这个，就不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对生命充满渴望，生命是第一的，而疾病是生命的敌人。疾病一来，人就找不到那种强悍的感觉了，也没有心情再不可一世了，所以，我觉得疾病的存在，从某个角度说，它对人类是有益处的，至少，它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警告，一种限制。我曾经听过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病是小死，死是大病。这就是说，每病一次都好像是小小地死过了一次，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原来是如此短暂，身体的健康原来是如此的珍贵。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这样的体验，没有病和死，有些人还真的很难体会到人的脆弱和凄凉呢。这种体验对作家的写作也是有帮助的吧。

贾平凹：得病以后，必然产生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感。如果小病，得了病是热闹的，许多人关心你，不见面的朋友也见上了，给你带鲜花和好吃的，你觉得得了病像立了功，生活在爱中，在热闹中。但若是长时间的病，是特大的病，人家来看你一次也就是了，你只有孤独、寂寞、悲凉。

谢有顺：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

第二节 绝望使人走向深刻

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

贾平凹：你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无奈，觉得自己很脆弱，很渺小，伤感的东西就出来了。我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病多愁身。多病必然多愁。我是一个写作者，这种情绪必然就会带到写作中。好多人说，你太敏感。这都是病的原因，病人的心事多。有人说我的文章里有鬼气，恐怕与病有关。得病久了，思维会改变。病是哲学。我写《太白山记》那一组短小说，基本上在病床上写的，肝病一发作，打几天点滴就可稳定，然后就生活能自理，一个人呆在医院，用电炉子熬药熬粥，来些朋友聊天，也看书写写小文章，那时候想象力丰富，尽是奇思妙想。《太白山记》就想把一些虚东西实写出来，把意念的东西以实景写出来。我是喜欢那一组文章的。病使我变得软弱，但内心又特别敏感。调子有些灰，这与身体有关。如果你特别健康，你的笑就是阳光的，你病恹恹的，别人逗你笑，也是苦笑。吃饱饭后散发的是吃饱饭的气息，饿肚子的人你再装着不饥，但你的气息是装不像的。

谢有顺：病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看法，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病人。鲁迅、卡夫卡都有肺病，普鲁斯特哮喘。这些著名的病人，他的写作基本上都是比较阴郁，灰暗的，表达人性的时候，也比较注重挖掘人类精神里面那种消极的、悲观的部分。当然，他们的写作风格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们生病的缘故，他们的悲观哲学也不一定就是生病之后才有的体验，但肯定跟疾病有关。他身上原来可能有那种悲观或阴郁的感受，生病之后，就越发地强化了他的这种感受，使他在这一方面走得更深，走得更远。很多人不太理解这点，但我是坚信这一点的。你看鲁迅这个人，他周围的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难道跟他作品中的气质没有关系？他会有那种“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精神，会有《野草》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虚无感和绝望感，那种对人的不信任，那种无言的悲痛，那都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如同来自深渊的黑暗力量，一直盘绕在鲁迅的身上，这可能跟鲁迅常年生病所造成的心情郁闷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鲁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很不好，压抑，互相排斥，攻击，诬陷，等等。生病是内环境，社会环境是外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基本的精神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你要鲁迅对人性、对人生抱着乐观的态度，书写希望和光明，那确实是太困难了，除非他说谎，否则，只要鲁迅真正在为自己内心的真实而写作，他就必定摆脱不了内心那种阴郁、绝望的情绪的折磨。

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

贾平凹：作品和作家对人生的体验是一致的关系，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历过挫折，没一些人生遭遇上的波折，没有一些让他绝望的事出现，他的作品很难达到比较深刻。我不是说为了写作上的深刻就故意将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我的确觉得一个客观上不能回避的现实构成了对作者写作上的一个根本上的影响。鲁迅的语言很硬，其实是病人，在我自己体会，病了以后他内心的脆弱表现在行为上很强硬，脾气大得很。很硬呀，容易愤怒呀，容易出现文学的东西。再一个，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他的身体状况，都会改变他的性格，而这又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我小时候不幸地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日子特别苦，长大了，长到十三四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塌糊涂了，永远没有指望了，幼年受苦，少年遭受政治迫害，青年时候就病得要死，死不了，病一直伴随着，这些肯定要改变我好多东西。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过，现在挣钱也挣得可以，起码在作家里面还算可以，可就是事儿多，老人孩子身体都不好，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过得是好的，你都得操心呀。我自己花销特别少，吃呀穿呀没有抽烟喝茶花得多，可每月我得挣五千元，基本的生活开支才能应付过来，说这些别人可能不信，我现在向周围人借钱是借不来的，他们不信呀。

谢有顺：你这一代作家，都有比较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家庭责任感，身上有重担，现在更年轻的一批作家身上可能就比较少这些东西，也比较少有自觉的社会使命感，因此，很多人的写作都留在象牙塔里，更多地依赖于书本经验，或者纯粹凭着虚拟的想象，在家里编造着离奇的故事，总体而言，这样的写作跟具体的现实生活关系冷淡，你读一些人的作品，你会觉得作家本人离当下的生活真是太遥远了。这其实并不是好事情。说到底，文学还是必须在现实的层面展开的，一个作家，如果他不能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现实作出准确有效的反应，他的作品就没有力量。你这一代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就不一样，一方面是社会运动、政治现实对你们有切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你们身上背负的重担要比新一代的作家重很多，根本无法轻装上阵，必须带着家庭的负担，拖儿带女，甚至整个家族都跟在后面，是这样在写作，写作必须负载很多东西，这当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但是我也不认为说，条件好了，作家就真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很多的好作品都是在人生坎坷多难的时候写的，像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不见得怎么样，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她写出了《倾城之恋》、《金锁记》这样一批作品，那确实是非常的好。就着张爱玲本人的人生历程而言，这段时间应该不算是非常好的时期，但她的写作状态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作家的写作状态跟他的生活状态不见得是成正比的。生活状态不好的时候，写作状态却有可能是好的，关键看一个作家是否具有那种心灵敏感，语言天才，以及精神的洞察力，看他是否对生活、对人性有一种热情，如果有，任何的环境都可以转化成写作资源，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等我有什么什么条件之后就能写出好作品。这样的说法是虚妄的，自欺欺人。

贾平凹：写作是等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