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让我如此幸福《1844》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1844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39岁，到哥本哈根25年。这一年，他有三件大事：写出了代表作《丑小鸭》，结尾一句就是前面的引文；密友沙米索去世，“像一只美丽的野天鹅飞到更加荣华的世界去了”；作为丹麦的著名艺术家，他被国王和王后征召到著名的度假地福尔岛，参加宫廷聚会，朗诵自己的诗歌和童话。

由丑小鸭而白天鹅，君主临幸是个标志。面对这样的恩宠，李白或苏轼或安徒生的心态其实差不多，不会有太多文化差异，左右其举手投足的，是共通的人性。相对而言，安徒生更不含蓄些，1844年的恩宠，在他的自传里是件幸福的大事，“正是这个时候我才懂得用我的整个心灵去爱他们。”随后，在描述国王时，伟大的童话作家使用了“厚道”、“最仁慈的”等一系列形容词，一种天鹅式的肉麻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此时去看同年写就的《丑小鸭》，特别是结尾那句感怀，味道就更复杂了些。

恩宠之下，自传的总名目大概就此脱胎而出——它叫作《真爱让我如此幸福》。而我觉得——很多人最近也觉得——《丑小鸭》才是安徒生真正的自传。从鸭子到天鹅，他用一个动物的故事来比喻自己的一生。而作为人，他正在为自己终于进入上流社会而沾沾自喜，正在为国王的厚爱而感恩；他正专注于他的“夜莺”，他一生中最后的爱人珍妮·林德的一颦一笑，他反复谈论爱，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幸福感，这种反复，看上去更像是想把谎言变成真理的努力，或者一个心虚的人高声大喊：我不是贼。

把自己变成动物时，安徒生变得更加真实。他自卑，他怯懦，他高傲。这种感觉翻成中文，大概就是“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东西方的文人同样坚信，自己不是凡物，可以通过某种进化方式，变成更高等的动物；所谓人往高处走，背后有条虚无的进化脉络，大家都想由虫变龙，由猫变虎，地球上那么多动物，此时正是绝佳的参照物。

2005年4月2日，安徒生200周年诞辰。此时，我们尽可以讨论一个已逝大师的种种不是，因为这会显得自己很勇敢，而经常讨论热门话题，也是一种由丑小鸭而天鹅的进阶修炼。这是专栏作者这个群体的卑劣之处，这两页报纸上的其他人要是不同意，那就我一个人认领好了。也许我比他们更要求进步——如果碰巧没人纪念张国荣逝世两周年的话。

1844年有件事不得不提：在伦敦，一本关于动物和进化的热门书籍正在流行——罗伯特·钱伯斯的《自然创造史的遗迹》。这本书里，作者隐约地提出，人可能是由某种低等生物演变而来的。15年后，《物种起源》诞生，人类的动物观念被彻底颠覆，人类开始真正相信，我们，也不过是种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