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野蛮人《人类的三重困境》

《等待野蛮人》讲述的是一个寓言般的故事，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的是一个虚构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大段大段都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一位驻扎在帝国前哨的老行政长官的内心独白，他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念头，不过想着“在平静日子里过平静生活。”而这一切平和被帝国“第三局”派来的乔尔上校所打破。他是帝国首都派来调查“野蛮人”的谣传的，他不问青红皂白地拷打从沙漠深处捉回来的“野蛮人”，用烙红的叉子烫他们的身体，用铁丝穿过他们的手掌……作为帝国法律的执行者，他毫不犹疑地使用极端的办法以保证野蛮人遵守“帝国的法定秩序。”目睹这一切，老行政长官内心的良知和救赎之念被唤醒了，也开始了他从一个优游自适的太平官走向高尚的殉道之路。他深陷重重困境之中，艰难挣扎，痛苦思索，尽管最终并无法突围。但其中对人类困境的深刻揭示也足以令我们掩卷而思。

一、第一重困境：文明的黑暗之花

现代西方社会有把文明与法律连在一起的传统。西方的主流历史学家经常把他们的社会跟法律和文明联在一块，并把这作为与“野蛮社会”相区分的标志。“野蛮社会”被认为是非法的、未开化的。这种观点赋予了西方把文明——以法律和秩序的形式——撒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幻想，其结果是以武力的方式把西方的秩序原则强加给其他社会。毫无疑问殖民主义把现代化带到了很多非西方社会，但这是建立在给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生活造成巨大创伤的基础上的。一些西方理想主义者为了推行文明和秩序观念所要求的物质化而不择手段——包括极端暴力的手段。尽管这些暴力因其制度化、合理化的优点而被掩盖，似乎“文明的”或理想的——是在法律推动下用以维持秩序的手段，不管是在殖民地还是在大都市。

“文明”，换句话说，有两张面孔——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既慈善又恶毒.而用拉康的话来说，文明是一个内心埋藏着猥亵的好父亲。

在《等待野蛮人》中，文明和法律在两组人的身上得以呈现：一个是叙述者，帝国前哨的一位行政长官；另一个是乔尔上校和迈德尔，以折磨所谓的“帝国敌人”野蛮人来“执行正义”的人。同为帝国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应该互相尊重才对，而且也同样应该遵守帝国的法律，然后事实并非如此。不仅老行政长官与乔尔等人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他们与帝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尽管老行政长官承认乔尔和曼德尔也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但他们残酷至极的执行法律的方式令他无法理解，也不明白身为人，如何能做出那般残忍的行为。所以他逼问迈德尔下列问题：

“我想知道，你事后——就是做完修理人的活儿之后，你是怎么吃东西的？这是我对行刑者和这类从业人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记住，我是献身于法律的，我懂得法律程序，我知道主持正义的过程总是难以让人理解。我只是想弄明白。想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圈子。我总在想象这你怎样日复一日地吃饭、呼吸、生活。我可做不到！所以这事让我非常困惑！如果我是他，我是说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的手脏得让我窒息过去——” [1](167-168)

有意思的是，老行政长官在将他自己和同僚都视为“将一生奉献给法律的人”的同时，却认为这些执行者其实并不尊重法律。

“一个隶属第三局的准尉军官：这意味什么？据说，最近五年来他们一直从事着拳打脚踢修理人的工作；他们对一般警察和通常的法律程序都看不上眼，也像我一样厌恶那种夸夸其谈的贵族腔的谈吐。”[1](106)

殖民者乔尔在赞成法律的同时却对其抱有根本的怀疑。他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方式不是靠他自己遵照法律，而是依靠恐怖和对法律完全的漠视。更重要的是，乔尔对法律的背离并不是一个例外。如果没有改朝换代的统治集团对前朝法律的叛逆，这朝帝国的法律如何能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残忍成性的执政官，老行政官可能便得不到这个位置，更没可能高谈阔论什么程序正义了。那怕是正义应当在野蛮人那方的时候，老行政长官也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愿意“献出他的所有。”因为他明白只有在对野蛮人来说无正义可言的情况下，他和帝国才可以维系目前的权力和地位。

老行政长官和乔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并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冷冰冰的乔尔的对立面——一个宽容的欢爱制造者；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却是真相——帝国在凌厉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一个真相。”[1](180)

正义，这个词一旦脱口而出那么其终结将在何端？大声喊出“不”更容易些；引颈受戮和做烈士更容易些；设法劝阻暴行比为野蛮人而捍卫正义更为容易些。然而，这里边的是是非非理得出什么结果呢？难道我们会放下武器，向那些被我们掠夺了土地的人们打开城门吗？这个遭受暴殴遭受监禁的老行政长官——法律规则的捍卫者——以自己的方式跟国家作对的人，并非没有困惑，并非没有痛苦。[1](146)

上面两段内心独白揭示了老行政长官心底的挣扎：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希望给野蛮人正义。有乔尔上校的残忍做对比，老行政长官可以将自己视为清白的、正义的。但当他面临内心深处的自我时，却发现自己与他“自认的敌人”乔尔上校竟是共谋。老行政长官需要乔尔和迈德尔来映衬他的清白，就如同帝国需要野蛮人来界定自己的“文明身份”。老行政长官在被迫面对自己真实身份时所经历的道德危机，就如同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等待野蛮人》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帝国所经历的危机一样。当帝国发现没有野蛮人的入侵来给自己提供“一种合法性”——即证明其处于“危机状态”。在陷于孤独自省之时，老行政长官的自我怀疑蜕变为一种自我批判的姿态：“我在这里修复的是人们的未来和过去之间的纽结，用歉意把一具曾被我们榨干了的躯体恢复原状——我是一个中介者、一个披着羊皮的帝国的走狗。”[1](10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慨，是在老行政长官历尽艰辛把蛮族姑娘送回蛮族部落之后发出的。在这一貌似慷慨伟大的行动中，老行政长官却觉出自己内心的猥亵。既是“走狗”，却又披着“羊皮”。正道出了他的双重身份。

而对于自己为之服务的帝国，老行政长官的认识也随着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的煎熬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只是个乡镇治安行政官，一个为帝国服务的负责任的官员，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等着退休而已。..等到我去世时，我希望在帝国的公报上能登上三行小小的公告，提一下我的功过就行了。在平静的日子里过平静生活，我从未有过比这更高的要求。”[1](10)

“帝国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的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追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着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1](177)

这是《等待野蛮人》一书中有关帝国的两段描写，这两段描写表现的都是老行政长官心目中的帝国，但这一前一后两个帝国的概念在老行政长官的心目中却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前者是他为之效力了大半生的帝国，他感到熟悉、亲切、明确，而后者则是将他视为敌人的帝国，他感到陌生、怀疑、异化。实际上伴随着老行政长官的怀疑，帝国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也经历了一个由明晰到虚化，由完整统一到分化裂变的过程。

然而不管他多么想逃脱，他都是帝国的一员，是帝国和它的罪恶的标记。“也许我并不比那个一心效忠帝国的乔尔上校更纯洁。”[1](177)他无法逃离帝国的政治体系。他是其中一部分。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办法与法律的不洁相抗争，除非拒绝法律的约束。没有办法阻止文明这一理想中包含的反作用，除非不顾一切地冒着被定罪的危险，才敢大声喊出一句“不”。

二、第二重困境：文明世界的自言自语

老行政长官作为“文明”人中的觉醒者，觉察到了文明自身的荒谬，在从野蛮人那掳掠过来的盲眼姑娘身上，他得以将这种体会具体化，开始了他灵魂的救赎之路。然而在与盲族女孩的关系中，他又发现了另一重困境，他对于女孩的同情和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那一个谜一般的蛮族姑娘以“他者”的存在反衬着文明世界的价值荒谬，又用她漫无边际的沉默湮没了他接近她内心的企图，老行政长官从她得到的“是一种带着面具的形象，面具上有两个呆板的昆虫的眼睛，从那里面反射出来的并非双向的凝视，只是我自己的双重影象在自我对视。”[1](60)

从这意义上说，库切写的是一个没有“对话”的故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用大量的笔墨去描述这一过程，老行政长官怀着好奇和怜悯去亲近这个受伤害的姑娘，却徒劳无功，“对眼前这个女人来说，她好像没有内核，只有一层表皮，而我一再探寻如何进入的问题，这种探寻或许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错误。”这是老行政长官一番折腾后所得出的结论。

乔尔上校希望通过审问和“亲密”的折磨来寻求真相。“你以为能用烧灼、扯拽或是砍劈来探测别人身体内的秘密，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1](59)而老行政长官，则希望通过假意的肉体亲昵以及考古学来寻求真相。他把她揽在怀里：“***她的衣服、擦洗她、抚摸她、睡在她的身边——但这跟把她捆在椅子上打她没有什么两样，也许那正是亲密的意思。”[1](59)他对于蛮族女孩的***，事实上不过是洞察她内心秘密这一企图的掩饰。蛮族女孩被当作谜一般，她的身体就如同一处等待被开掘被破译的考古墓穴。

乔尔企图用暴力来看穿别人和老行政长官企图用性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都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老行政长官认识到了这种无奈，然而，他和乔尔一样都不愿放弃关于野蛮人的假想和偏见。老行政长官十分相信在蛮族女孩的身体里潜藏着隐秘的故事，就像乔尔对野蛮人将发动一场突袭深信不疑一样。

老行政长官和长官都不能了解他人的“真相”，因为他们首先没有耐心去理解他们，例如，他们都没有耐心去学习野蛮人的语言。在老行政长官和蛮族年孩呆的那段时间里，他从未尝试去学习她的语言——直到他将她送回自己的部落后才感到后悔。老行政长官希望破译杨木简的举动和他希望破译女孩身上的伤痕一样，都是没有希望的。不懂得他人的语言，殖民者只能与他者进行浅层次的沟通。老行政长官和乔尔都盲目地希望通过他人的身体，作为理解他们“真相”的方式，而不是认真学习他们的语言。结果是，他们都亵渎了野蛮人的身体希望从中榨取出真相。他们都希望强迫野蛮人以帝国的话语方式说出他们心中藏着的“真相”，野蛮人始终不能以他们的方式呈现自己的故事。即便老行政长官这样生长在帝国前哨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的类似语言这样的天然隔阂。

在对待野蛮人的态度上，老行政长官和乔尔上校并非没有区别，对于乔尔这样的顽固殖民者来说，他者是***的、落后的，归入动物之列，可以任意拷打，无须考虑所谓的人道、正义。而对于库切这样的自由主义殖民者来说，他者是事不关己的，生活在前现代状态，未沾染文明。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然而这两者态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者都被描述为在历史舞台上落后于西方的，是“没有文明”的。

老行政长官将他自己视作正义的守卫者，然而从种种明显的事实看来，他不过是帝国正义的捍卫者。他无法摆脱普遍的偏见。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客观的、没有偏见的裁判者，伴随着他的成长而形成的偏见使他将野蛮人视为愚蠢的，懒惰的，落后的。这些偏见在他早期的反思中也清晰可见：“我真的愿意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像他们那样迟钝呆板、懒散凌乱、漠然地接受生命和死亡？”[1](71)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肮脏的生活习惯的嫌弃，在文中被反复描写。这种嫌弃曾转化为对乔尔上校强行把野蛮人带进城，因此而破坏了小城的宁静、整洁的愤怒，也表现为他在和那个野蛮人少女单独相处时采取的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就是用清水擦洗她的全身，这个动作在不断重复中已经被老行政长官神圣化了，从洗涤那个野蛮人少女肮脏、肿胀的双脚开始的，最后逐步扩大到全身，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后便逐渐成为一段时间内不断反复、每天必有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也成为两人相处时最主要、最实在的内容。一方面，这种不断重复的动作是是对两人之间精神、心灵无法沟通所留下的一个巨大空白的填补。另一方面，也暗含着老行政长官“洗净”野蛮人的企图。

老行政长官曾一度意识到对于所谓“野蛮人”的认定或许是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之上的，“与其说是本质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出于我们与他们的某些差异，餐桌上的规矩不同，眼皮长的一样不一样，怎么能因为这些而蔑视他们呢？”[1](70)野蛮不过是所谓的文明世界用自己的视角臆造的，其实它所表现的是只是一种和文明的距离，而“野蛮人”则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文明人强加给一群不断被边缘化和失去表达权的人群的一个符号而已，而且这个符号是被抽空和扭曲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用平等的态度去看待野蛮人。哪怕在经历了重重煎熬和灵魂的洗礼之后，老行政长官还是希图给野蛮人“写一段历史”，就像野蛮人没有语言没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录一样。

“从前在沙漠废墟居住过的人们，留下这样的东西绝对正确。我们也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记录，埋在墙根底下。看来，记述历史的重任非我们这位最后的行政长官莫属。”[1](204)

老行政长官渴望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关于野蛮人的记录。隐藏在这一设想后的想法是“我们拥有语言，我们知道如何写作历史。而他们没有。这是我们的责任，尤其是我这个行政长官的责任。”[1](204)他的以恩人自居抑或家长式的态度在他继续破译写在那些杨树木简上的古老字符时显得滑稽可笑。事实上不是野蛮人没有记录或历史，（否则何来这些木简呢）而是，老行政长官无法理解他们——就如同他没有能力洞穿那个蛮族女孩一样，不论是精神意义上的，还是肉体意义上的。

老行政长官破译木简和他擦洗女孩的行为一样，同样都是一厢情愿、没有结果的动作，也预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和改造因为没有对话的基础而只能成为文明世界的自言自语。

三、第三重困境：没有折磨者的折磨

暴力场景在《等待野蛮人》中出现了很多次，对野蛮人的，对老行政长官的，想象中的，他人讲述的，自己经历的……库切耐心而细致地描述着施暴的过程，

最初对野蛮人的拷打场景是通过老行政长官的想象和追问呈现出来的，乔尔上校在密室里的所作所为给蛮族女孩等受讯问者带来了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痕。也触痛了老行政长官敏感和人道的神经，使他由一个充耳不闻的旁观者甚至称得上是帮凶，蜕变成了一位播种人类良知之火的烈士，以至在后来的一场集体对野蛮人的虐待中，只有他大声喊出了“不”，为了坚持的人道主义原则他丧失了自己的自由，陷入被拷打者的境地。这种蜕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艰难的内心的煎熬，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中升华出的神圣。

从表面上看，拷打也是交流的一种方式，一个人通过肉体或者精神的折磨来迫使令一个人说出真相。折磨者和被折磨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不对等的。折磨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使人无力顾及其它，似乎只有身体的痛感存在着，发出来的声音仿佛不是自己的，只能顺着说出拷问者所需要的“真相”。就像小说中描述的：

“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塞进管子灌入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空白。”[1](154)

如果说拷打带来的痛苦主要是肉体上的，那么与拷打相联系的囚禁所带来的痛苦则主要是精神上的。

“（在囚室里）我如何日渐一日地在变成一头野兽或是一架简单的机器，比方说，变成一架小孩子的玩具纺车，外面一圈有八个小人形：父亲、情人、骑马者、小偷……接下来我就被这种恐怖的旋转弄晕了，在囚室里猛甩胳膊，扯自己的胡子，使劲跺脚，尽一切办法提醒自己外面还有一个斑斓多彩的世界。”[1](116)

如库切在这儿所描述的，囚禁所带来的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和对于前途的恐惧，惧怕“浑浑噩噩不明不白地在羞辱中死去。”死后还要背负任人加诸的罪状。安全感的缺失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在囚室中，不受限制的暴力被施加在个体身体之上，这些非法行为却被合法化。他们的目的是，如果不摧毁他，那么至少摧毁他内在的抵抗的核心。囚犯所知道的是，无论警察以何种方式对他，反对都是无助的。这一点警察也知道。拷问室如此就变成了像***作家所幻想的卧房一样的，与道德或者身体保护绝缘的，一个人类可以为所欲为地在另外一个身体之上施加他的恶念的场所。对于库切来说，身体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身体一旦遭受屈辱，心灵就不能恢复完整。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身体尊严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拷打和囚禁等折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福柯所说，任何社会，为了维护其秩序的合法性，都必须命名出离轨者，并在对离轨者的放逐中获得清洗秩序，保持其洁净的心理需要。这表现为由法律所固定下来的司法暴力，这种司法制度下的惩罚和暴君、野蛮人、土匪、强盗等人依据个体性情施行的暴力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惩罚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折磨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老行政长官所经历的第三层困境是个人道德意识和身体痛楚之间的，是灵与肉的冲突。最终个人道德意识的坚持战胜了对身体痛感的恐惧，而这一战胜的动力则是老行政长官感到的“没有折磨者的折磨”。这一短语来自库切1986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关于《等待野蛮人》的书评中，在文中他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罗莎"伯格所感受到的这种“没有折磨者的折磨”。

“Rosa Burger正在附近驾驶，有点迷路。在约翰尼斯堡黑色镇区的近郊上，当她遇到一个三口之家坐在一辆驴子手推车里的时候，一个喝醉酒的愤怒的男人正在鞭打驴子。她浑身冷战，她立即捕捉到了被施加的痛苦，它们从产生痛苦的意志里脱离出来。这种败坏的放纵，一种本身就存在的力量，一种没有抢劫者的抢劫，没有折磨者的折磨，狂暴，超出人类控制的纯粹的残酷，虽然人类已经花费数千年来控制它。从翼形螺钉和电击架，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精致地藉着鞭子 藉着恐惧 藉着饥饿 藉着单独监禁而制造……Rosa Burger如何反应的？她可以使鞭打停止，对驾驶者施加她的权威，甚至使他被捕，并起诉他。但是这个男人——“黑色、贫穷、冷酷者”——知道如何不冷酷地生活，知道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吗？另一方面，她可以驾驶过去，让折磨继续。但是此后，她将不得不生活在怀疑她的置之不理的行为之中。最好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她会勉强地被认为是一个“照顾动物更甚于人的那些白人之一。”她开车离开。不久离开了南非。她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生活，日复一日地提出这种不可能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要以一种狭隘的象征主义方式来理解这段插曲。驾驶者和驴子并不是分别代表着折磨者和被折磨者。“没有折磨者的折磨”是关键短语。在罗莎的记忆中，鞭子将永远如雨滴般落下，牲畜永远在遭受痛苦。这一景象源自但丁地狱的内部延伸，超过了道德范围。因为道德是人类的，然而手推车的两个形象则属于地狱的、失去人性的世界。他们把Rosa Burger放置到了她的地方： 他们在人性世界的范围内定义她。 [10]

这段话对理解等待野蛮人的旨意大有帮助，在《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是如同罗莎伯格般的人物，在面对乔尔上校对野蛮人的残酷折磨时，他同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住在镇上最安静的街上的行政长官别墅里，……对那些自命不凡的警察的所作所为听而不闻”[1](28)，一种是他在文中所选择的道路，他没有回避，而是迎向了折磨，与被鞭打的驴子共同受难，他不是不知道拷打和囚禁将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痛苦，但对于死亡的深深冷漠将更给他带来羞耻。他并不是没有软弱的时刻，但最终他没有与发生的残暴行为沆瀣一气。

老行政长官作为小说中描述的一个异类，与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第四章，乔尔上校对抓回来的“野蛮人”举行了一场集体拷打的仪式，士兵“用绿色警棍把囚犯的脊背和臀部打的劈啪作响，一条条红色的血痕立刻拱凸出来”，拷打走出了密室，走到了大庭广众面前，而这群看客呢，他们“看着那些全身***的人挨打又害怕又好奇，看着周围那些面孔，有的甚至还在微笑……没有仇恨，也没有杀戮欲望，只有好奇之极的神情，像是全身只有眼睛还活动着在那里享受着新奇难得的视觉大餐。” [ 1]（143）后来他们还轮流参与了对“野蛮人”的拷打，这种描述令人触目惊心，在现代社会，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于是这儿描述的集体无意识式的暴力变得正当起来。别人是这样做的，法律未禁止，我们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吗？就可以放任这种暴力而不加以同情和反省吗？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老行政长官所遭受和等待的，正是人性和伦理在艰难和困境中的修复。

四、结语

从总体上来看，《等待野蛮人》或许可以视为对老行政长官在三重困境中艰难突围的记录。通过对他心理历程的细致描述，刺痛每一位良心未泯的读者，从中得到感召，纵使痛苦的折磨无法避免，纵使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身经历拷打，经历囚禁中的折磨与升华，也要勇敢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方能对得起造物主给予我们的灵魂。

库切并没有为小说设置明确的是非和结局，而是把反省和建构的希望留给读者。他描述的是人生惨淡的境遇，却饱含着对人性的苦苦追求，库切找寻的人的本质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想，却包含了最复杂的哲学。他对于人性坚持的深刻揭示，是他高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正如鲁迅先生为《穷人》中文版所作序言中所说的：“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这段话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适用于库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