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不可避免衰落的同治中兴》

一、《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内容概括

清王朝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前后已显颓势。但自1860年，中国形势似乎有好转的迹象。19世纪60年代外国***坚持的合作政策作为同治中兴的外部条件，为中国抵御侵略或过分的压迫提供了坚实的国际保障，为恢复并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国际援助。清***官员在回顾之前被外国侵略的现实认识到中国尚且不能战胜强大的外国，但是中国“中兴”能臣灵活地利用条约“羁縻”夷人。

清***方面，在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顿，力求在旧秩序的范围之内，实行激进的改革。设立总理衙门是中国外国体制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官员认识到中国的长远利益是依赖于条约的法律效力，在各方的大力协助下引进《万国公法》（《国际法》），有效维护了中国的权益。中兴时期外交人才的增多、同文馆等翻译机构的建立加强了东方与西方的联系。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清***的存在息息相关。可是，中国人一直对西方列强的潜在意图心存戒备，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与所属的***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兴改革一直对西方列强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利益等因素都为导致了后来的“天津教案”以及“阿礼国协定”的否定埋下了伏笔。

二、同治中兴的概述与历史地位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同治在位期间(1862-1874年)为维护满清统治的一个惯性恢复阶段。适逢1860年清***与英法合作，及太平天国崩溃(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清***并在此形势下开展了洋务运动。

同治中兴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方面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是具有历史意义。同治中兴有效地阻止和延缓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积极参与到国际事物并且借助了外国力量逐渐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

三、同治中兴之我见

支持中兴的改革，需要文官***的恢复。***各级官员在中兴时期都显现出超凡的才华，如中央的恭亲王、文祥、沈桂芬、李棠阶；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以及骆秉章，其实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学者兼官员。[1]书中提及到中兴期间文官作用巨大，文官是中兴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但是，如果这批官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同治中兴就出现不了呢？本人认为，文官***的官员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想的所做的都与实际密切联系，与个别官员的才能并没必然关系。官员所需要做的就是因地制宜，制定适应形势的政策。就像汉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文官董仲舒根据汉武帝需要，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统治政策。[2] “春秋大一统，田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这是本人对此书甚感疑惑之处之一。

中国中兴时期的外交成就无疑是突出的。尤其是在保障国家利益和牵制外国侵略者方面。

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实际上，中兴的成就主要是靠中国传统科举产物——文官。在中兴时期汉族逐渐同化了满族，满汉一同抵抗太平天国的事例可以证明，满汉统治阶级实际上已联手成一个由汉人占优势的单一的统治阶级、致力于维护儒教国家。[4]在同治时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中有关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的稳定社会以及社会内部变通的补充思想是十分重要的，礼的思想体验相当于现今社会的“以德治国”，“礼”处于主要位置，但强制（刑）也从未公开予以放弃。[5]从思想形态上可看，中兴改革只是根据儒家原则在原来腐朽的制度上予以修改，更多的是看到利用儒家思想增强民族间的互补作用，但还没从根本上看到从根本变更国家制度的重要性。而且，作者对于儒家文化作用的夸大其词是不合实际的，尤其提及儒家文化对国民党的衰落具有不可推却作用的看法更是不科学的。国家政权的生命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上。国民党的阶级力量来源于资产阶级。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兴前后，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生存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夹缝下，发展举步维艰，而且数目甚少，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一般是亦官亦商或绅商兼备的上层人物以及由手工工场发展起来的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才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6]

事件的发展是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相互影响的。作者着重笔墨分析中国的内部环境对是中兴失败的重点，对于外部环境的分析却只说最有利的部分——合作政策。作者在外国对待中国态度是比较含糊与包庇的。但是实际上，在中兴期间，在合作政策的共识下一部分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压榨，仍然有一些国家仍在伤害中国的利益。尽管中国***在外交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中国对俄缔约中的失策也是不能忽视的。19世纪60年代，中俄之间最严重的问题是争夺是少数民族的忠诚，以及随之而来的俄国的压力及其在边境上的阴谋。[7]很明显俄国并没放弃吞占中国西北方的野心，而外来传教士以及商人利益得不到满足而与自己国家***的立场相左，这些因素导致了后来的“天津教案”以及“阿礼国协定”的否定。这都是外国势力对中国中兴时期的影响，这也是本人对此书的疑惑之一。

同治中兴的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没有不加选择地恢复废弃了的形式的意图。[8]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80中兴官吏为了保持古代传承下来的封建制度，政治体制和千年的儒家思想，把同治中兴的实现近代化的努力，都投注在错误的筹码上。就像洋务运动都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把中兴改革的核心放在器物中。虽然中兴改革在短时间中停止了清王朝走向衰败的步伐，但是那些措施只是暂时使清王朝的内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中，为清的统治争取更多的时间调整内部与外部关系，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还没从根本上看到从根本变更国家制度的重要性。像《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所说的：“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9]中兴官吏已经陷入了两难的状态，这也注定了同治中兴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