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的历史感悟

清朝时期，中国的大门口是“广州”以及其附近一带。旧有的王朝的循环仍在继续：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人和一个皇族都会命该灭亡。可是，“stranger”外国人的到来使中国旧的王朝循环进程发生了直线式的发展，尽管清朝已经走向衰亡，但是由于有外国的刺激和“辅助”下仍苟延残喘，旧的循环并没有因此破坏，只是循环的期限得以延长了。

***战争爆发，突然，中国与世界历史交错，变得更为混乱。在外来的冲击下，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例如太平天国起义。表面上它是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是它却用宗教力量使百姓反抗清朝。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一种乌托邦型。百姓因承受不了统治者的剥削通常选择揭竿而起，希望能通过更替统治者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显然农民战争胜利后则又重归于旧的历史循环中——建立新的封建政权。封建统治者的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依旧没变化，但他们在建立政权初期都特别注重“抚民”，如汉武帝所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但是，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会逐渐向下层百姓要求更多，对百姓的剥削也日益加重，于是由于贫穷与不满又再把新的王朝推向衰落。而太平天国起义，则是在旧的王朝循环中必然产生的产物。但是，由于受外来的侵略者思想以及文化的影响，如它推行的“公有制财产制度”，它与过往的一切农民起义性质又有所不同。

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大门口”广州，所遭受的重大挫折首先是三元里事件。作为长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广州表面上与外国人应该有共同利益。但是却是在广州发生了三元里事件。这需要了解战争原因。《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提及，第一个原因是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双山寺下令挖掘坟墓，说是想看看中国如何进行尸体防腐处理。愤怒的中国人指责对方是为了寻找墓穴中的珍贵陪葬品。第二个原因是在任何的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冒犯。毫无疑问，英军做了跟它在其他殖民地同样的事情，但是却捅破了中国人“孝”与“义”的底线，于是便触发了（表面上）自发的、农民领导的、民族主义的民众运动。民族精神被激励，于是绅士与团练在历史舞台中开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绅士与三元里事件关系密切。 “一个地方有绅士实力的存在就保证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授了各种那个社会信仰，这些信仰是如此长久、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均是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绅士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指望“改朝换代”，所以清朝的政策主要重点是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但是封建官府办理地方事务，只能借助于绅士的力量。因而，“凡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绅士为四民之首，为乡民所仰望。”因此三元里事件中，表面上是群众忍无可忍的自发运动，但是实际上来自于绅士的谨慎支持和准许。

行商在***时期与外界频繁接触，如十三行，操纵当时中外贸易的大权。外商经行商之手以购入中国之绢、茶等货输入的外国商品也经由行商之手以流通国内。外国商货入境征收税项以及外国商人的管理等事往往亦由行商负责。它的双重身份是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以及它是税收的保证。但它的身份也引起了广州人的仇视，认为他们是虚伪的商人，卖国求荣。当然这与当时的“排外”情绪是能联系在一起的。英国对进城一事步步紧逼，更激起了广州人的顽强抵抗和对买办、行商的人的厌恶，他们一律被称为“汉奸”。连斡旋于外国人的官员也被冠上这一名称。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余宝纯去支付部分赎城费时还不得不化妆见义律，如被发现，会发生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对广州人来说，“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

“排外”是一种自然的反映，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打碎时这是必然的结果。尤其是面对英国对广州的步步紧逼和紧迫的打开中国市场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