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执《知情之惑》

三月的上海，下雨，梁文道与我走在市区的一条喧嚣大道上。随意聊天，梁文道笑说自己童稚时就不自觉地少年老成，“当初要是有大人来家里做客，我不知怎的就会说幸会幸会。若是初见面的外人，一出口就是久仰久仰。”初听这话，不觉异样，只是暗想梁文道果真是梁文道，他已然提前老气横秋了。翻看新书《我执》的时候，才察知这句话冥冥中的深意。

其实，我不很同意说此书揭示了梁文道的情感隐私。罗兰·巴特有言：“我要发表情感，但不公开隐私。”这话移来形容《我执》，亦很确当。相较时评艺评，此书确然有袒露得多的情感空间，但其实任何文字都在透露作者的心思，未必非要径直触及情感话题。撇开这层，我倒觉得与其说此书呈示了梁文道对情感的困惑，不如讲显露出梁文道徘徊在知与情中的惶然。人有软弱，人有惶惑，人亦有难以逾越的情性蔽障。有一路人懵懵然无所觉察，一任自己被诸种情感裹挟；有一路人觉察了，却不及细看，或赧于直视；再有一路如梁文道这样的，通体敏感，却又心思灵转绵密，外部世界的各种反应他都能收纳自如，掉转来，他亦会尽力给出自己的态度立场。这样的人，幸福多，忧悒更多。在他人是云里雾里的不知不觉，在他则是太过清楚，太过透彻，有时我几乎怀疑他是否会怨尤自己这份天赋的玲珑。

苏轼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并非是读书识字本身会增添忧患抑郁，而是知识会增加人对情感的敏感度。情感如藤蔓，对敏感的人而言，它会潜滋暗长，永无尽头。相较这疯狂勃郁的情感，知识有时显得既无奈，亦无用。也许它能告诉人们究竟是什么正在搅扰着我们的内心，但往往又无从措置无从安排。这样的困扰，即连梁文道亦不可免。又或者这样说，正因为是梁文道，他的情感体验反倒比常人来得更其暗流涌动，虽然表面似乎静水流深日光宁谧。

全书是所谓的日记体。说来日记是最伪善的一种文体，它的好处是给作者读者以一个假想的真实场景。似乎读者读到的果真是一份被真实记录的私密。其实，那只是气氛或是情绪的真实，但较之事件的真实，我更看重这种意义上的真实。梁文道是知识人，知识人的意思不是单说一个人有多少知识，那是对知识与知识人的双重误解，这个词的本意在于强调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奇怪而不怪的是，《我执》作为以情感隐秘作为卖点的书，翻开来倒大都是梁文道的读书笔记。或者说，梁文道借他人的书来叙述铺陈一己的观感，这无疑是一种更为安全也更为梁文道的叙述方式。

如此，我们会看到他引用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里对情欲的敏锐观察———“许多歌谣与旋律描述的都是情人的不在”，接着生发议论“情人总有暂别或者消失的时候？还是情人按其本质就是一种长久不在，永远隐身的对象？”；谈恋人间的修辞术，远溯至当时据说以指导青年用华丽文字打动意中人为务的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的《爱经》，而在梁文道眼里，“当恋人陷入深深的怀疑，再精妙合理的文字在他眼中也会变得破绽重重……疑惧一旦浮现，任何文字都即刻悬搁失效”；从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谈暗恋的道德，引述了小说中苏格拉底教训斐德若的话———“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加神圣，因为神在求爱的人那一边，而非在被爱者那头”，梁文道就此枝蔓开去：“神为什么会站在求爱者那一方呢？曾经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单恋不会伤害人。这种说法预设了爱情与伤害的共生关系，有爱必有伤，世界上没有不受苦不捱疼的恋爱。”

我不以为这些是单纯用来引证或铺叙观点的材料，事实是，当作者不论赞同抑或反驳他人书中的见解，无疑都是一种智性的延展。而梁文道调动如许多的知识资源，更非才子似的炫才矜博，这些知识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罗列的诸般说法，好像一纸药方，试图治愈内心情感的病疾。当一己的情感已然崩裂，内心的焦虑肆意勃发，梁文道还是这般斯文理智地将各样知识作为抵御或消解的依凭。他回瞻往昔种种，映入脑海的是《忏悔录》中“万事万物无非一场演出，你们都是宇宙之弦的颤动，每一粒音符都是为了赞颂它而存在”；他感念“寻常是何等的殊异可贵”，缘于彼时读到纳兰容若的“被酒莫惊春睡重，睹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短短的一句词，沉淀下来，待日月更迭，绽开光亮；他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可以是一个隐喻，它的‘忧伤’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存活的态度……然而我的这座城市不是伊斯坦布尔，它的灵魂里没有忧伤，在这广阔而几乎无垢的蔚蓝海水之中，我只能钓到自己的孤独”。

因此，这早已不是一本掀开梁文道情感隐秘的小书。这些节节为之却文气彼此通贯的散文，呈示出知与情的相生相克。当知识给情感添注加解，常人眼里再平凡不过的七情六欲竟也生发出如此肌理纷繁的面相；而待情感一次次越出知识所能疏解的藩篱，我们不禁究问知识的尺幅到底有多宽广。

《论语·卫灵公》有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人能善知其义，却难行之达之。《我执》中的诸样惶然、焦虑、困扰亦多是“知及不能仁守”，推衍开去，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刊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