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历史之中的黄仁宇》

读完黄仁宇《黄河青山》的那个晚上，我和同住的粽子争论和很久，争论的内容是黄仁宇的一生是不是幸福的?粽子也在看这本书，看了一大半了，她以前读过黄仁宇的另外两本书，《万历十五年》和《大历史》，是典型的双子座“黄迷”。粽子认为他是幸福的。依据充满热情的乐观双子的观点，能够始终循着内心的指引，坚持自己精神上追求，且能够著作等身，载入史册，这样的一生是何等的充实而丰富。

从历史的角度，我很同意粽子的观点，能为一个民族，乃至世界——黄的研究，搭在中美两个大国中间，横跨东西方文明，仅就其研究范围，就足以支撑起广大的时空——留下丰富的成果，无疑是无尚幸福的。我俩的分歧在于从一个普通人自己感受的角度，黄是不是幸福的。

从《黄河青山》中，我读到的黄的一生，是焦虑的一生，挣扎的一生，在文化的夹缝中探求价值出口的一生，寻求认同而不得的一生。当然，我所说的一生，是指《黄河青山》写到的83年之前（下同）。一个年轻人，壮志未酬，生活在迷茫、纠结和探寻中，只要他有光明的未来，我承认他的幸福感，因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求解心中的疑团，他有足够的激情和青春去追逐希望。但黄仁宇呢？到1983年，他已经65岁了。中国文化中讲六十花甲，七十古稀，处在花甲和古稀之间的一个老人，写的回忆录，并不是在“不惑”和“知天命”之后，以过来人的恬淡心境，向年轻人讲述自己坚信的“定论”（虽然我承认这样的书未必好看），而是还在解释自己被“解聘”的理由，在解释自己与众多权威交往的“真实”情况，还在解释自己历史观的形成原因。换句话说，他还在为自己的经历寻求合理的解释，还在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寻求认同——因为拥有的还不够，所以仍要坚持寻求！对于一个老人来讲，这好比在比赛即将结束，比分却还落后，回想起赛场上丢掉的分数，无论这丢分是因自己的失误还是外界的其他原因，失落总会比成就感多吧。何况，对于一个始终背负着历史责任感的人，外界的原因也会成为自身的负担。

黄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元老，在参军之前，一直受正统的中国文化的教育，甚至在参军之后，他所在群体中，主流的价值观也一直是东方式的。当他在军队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开始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从他真正到美国生活，才开始真正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对自身的冲突。当时，在美国那样一个经济上强势，文化上充满自信（有时候也是盲目的）和优越感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内战失败方的流亡军官，我在书中读到的，是黄一直在文化的夹缝中探求价值冲突的出口——历史，就是这个出口。从这个出口中，寻找价值冲突的合理解释。但他本身，在研究历史，探寻出口的过程中，又不自觉走进另一个夹缝，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认同：为了合理解释冲突，黄走入“大历史”的思维方式，但这样的历史观，在将简单化、专业化推到极致的美国学界，又很难获得主流的认同。为获得文化认同的结果，是无法获得主流认同。在本书的叙述中，黄求学艰辛，毕业后几经波折，到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任职，尽管其也受到多方面的肯定，但在83年之前，始终位于美国常青藤大学圈的外围，甚至在费正清等人组成的“主流圈”中，也一直位于边缘。从《黄河青山》中，我看到的黄仁宇，一直努力获得这两个主流圈的认同的。这样的一个老人，我尊敬他在精神上的追求，理解他不被认可的原因，但却体会不到他身上存在的满足的幸福感。

这让我和粽子聊到黄的另一个同时代人，那就是张爱玲，前段因《小团圆》的出版在两岸三地再掀热潮，对这本书大褒贬不在此处讨论。我俩的共识是，黄与张身上，有同样的文化冲突的烙印。黄出生于1918年，1946年赴美，张出生于1920年，1952年避居香港，1955赴美，两人相当于同龄人，又在相似的背景下赴美，黄是战败军官，张是汉奸的妻子，都相当于流亡。在文化上，两人都受过正统的中国传统教育，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黄是因为工作上的视野，张则是因为父亲的传统和母亲的洋派。这就使两者对东西方的文化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又同样遭受到价值冲突的煎熬。区别在于张爱玲受到这种冲突的更早，也更早开始调试两者间的矛盾，所以能够更柔和的进行处理。而在黄的作品中，两者的冲突则更加激烈。两个人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不断的在精神上寻求文化冲突的出口，黄的出口时历史，张的出口是文学。也正因为两人都能自如的转换在东西方文化中，其成果都可以同时受到东西方的追捧。

尽管表现形式差别很大，黄和张的经历，尤其是他们的精神追求，都是那个历史特定的共性，两次世界大战，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不可复制的历史造成了不可复制的心理。黄和张的成果，是这段特定历史的产物；以我现实的观点看，黄和张作为普通人的务实的幸福生活，也被这段历史牺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