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胡适历程《记几则八卦》

本书是余英时先生遍览《胡适》日记后写出的长篇序言，根据日记，余英时先生大致勾勒了胡适的一生，点到了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几次转折和思想变化，也由此反思了胡适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回应了胡适何以为胡适的问题。对于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可以说见仁见智，然本书基本上严守“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二原则，几乎不见褒贬，所为基本是事实陈述与判断，有利于我们相对中肯地了解胡适的历史意义。然而虽然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可由于是有“日记”生发二来，不免有若干八卦，这些闪烁其中的小八卦们极强地增加了阅读愉悦感。

1/

王国维的中学与西学，张广达先生曾有一篇专文论及，是篇用力深且论见高的文章，今日读此书，发现一条胡适日记中提到王国维论及“西洋”的只言片语，虽不能由此引得结论，却可以由此窥得这位对西学“入室操戈”者的态度一二。

1923年12月16日：

从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下略）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他又说，西洋人太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致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心头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时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无可厚非也。

2/

1947年前后，胡适陷入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的矛盾中，即既站在国民党***一面，又坚决不参加***。内心纠结，这封信或许的确写出了胡适当时的心里所想。

傅斯年致胡适：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即全无办法。与其入***，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改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下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无法奋斗也。（下略）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下略）

我想先生看法也是如此，这些话是多余的。

3/

1949年，胡适前往美国为国民***寻求支持，然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时局已大为改观，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几乎放弃了对国民***的支持，此时的胡适，可谓是孤立而又无援，不过他依旧发表文章抨击时局，其中一篇名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发表三天后，《大公报》便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此后美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胡适在一条剪报旁边写下两句话说：“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由此可见当时舆论政治导向之明确，反应之灵敏。然而，胡适批判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他在一篇日记里记下了一件有趣的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舆论的影响力之强大。

1952年4月2日的《日记》：

下午在Far Eastern Association的Boston年会上，读了一篇短文，题为“From the Open Door to the Iron Curtain”。读了之后，即有中国亲共的学生两人（一为赵国钧，一为×××）站起来质问反驳，其一人“气”得说话四面大旋！其一人问：“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Stronger）了么？”我说：“No!”他又说：“中国不比以前更独立了吗？”我大声说：“No!”

因为有余英时先生的注释，我们得以知道那位名字空缺的人是数理逻辑名家王浩，那时已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而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作为和何老先生关系密切的一位老友，书中对王浩的大幅讲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却无此一细节，如若这里没有出注，我们也很难联系得上。

4/

本书还有一段不容错过的八卦是胡适1937年以大使身份到美国后发生的一段微妙的感情。这位名唤Robby的女人是因为杜威的关系同胡适结识的。 当时国内战争形势一日不如一日，美国的朋友也纷纷回国救难，可说是胡适“在情感上最脆弱、最烦躁也最孤寂的时候。”余先生写道：“他和Robby的一段情缘似乎并不很严重，决不能与韦莲司的关系相提并论，也未可与曹佩声的缠绵悱恻同日而语……他在最孤寂的时刻偶然遇见了一个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Robby未及设防的城市竟被她攻破了。但胡适的自卫机能和责任感向来是很强的，他绝不会在临危受命、作‘秦庭之哭’的特殊情况下，闹出举世喧腾的笑话来。”然而即便可以以理驭情，但情感的萌生却是难以控制的，在《日记》里，胡适称Robby为“小孩子”（Hsiaohaitze），而自称“老头子”(Laotoutze)，余先生推测，在Robby向胡适示爱以后，胡曾以年龄为由搪塞，遂有小孩子和老头子的彼此称谓。从胡适的信件中，余先生检出一封“小孩子”写给胡适的信，内容如下：

Recieve forward letter today. Miss Laotouze unbelivably. Returning New York. Love. Hsio Hai Tze.

这封信里，虽然因为不清楚中文拼音，将老头子和小孩子的拼音各漏去一个字母，不过这并不影响将这封信落实要Robby和胡适之间。余先生认为，当时胡适不满四十七岁，而Robby已经三十有四，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老”一“小”，这样的昵称只能是两人之间的情感已达到公开谈论的阶段才可能出现的。在《尝试后集》中，有一首胡适写于1941年的《无题》诗：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

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

风呵，你尽管吹！

枯枝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地想想他，

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余先生推测，这封信所言之事，当与上封Rooby的电报有关，许是因回忆而作。因为，1941年后，Robby的名字便从《日记》中消失了。本书特别提到胡适的这段情缘，是因为这并非一笔简单的“事如春梦了无痕”的“相思债”，而是因为，余先生在阅检史料中有大发现——Robby最后变成了杜威夫人——胡适的师母，余先生说“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奇峰突起”，杜威在88岁时同年龄相差45岁的Robby结婚，而且这场婚姻引起极大的风波，余先生提示说——当时报章杂志中恐怕也有不少“流言”（gossip）。这是值得有兴趣的人去追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