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里　程　碑》

一旦他的生活顺服于当下的情景，对我们这些居于尘世的人来说，这种顺服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归之于我们期待的良好的归宿，我们已用自己的行为阐述了这一点。基于肉体的人本身，决定了肉体需要满足于它的那些事物。而精神几乎全部以此种满足决定了它的态度——事实上，精神应看作肉体对自己的需要而特意设置的调配与控制器皿。它是它的服务物，以满足它的检测的需要。之后精神——我们说归于正常——合乎健康的标准——这已经是尘世的人并不需要遮遮掩掩耻于承认的一点了。一个写诗的人通常不存在肉体上的考虑，而仅仅源于精神的对当下情景的不满。一旦他——诗人——的生活对当下生活采取顺从——我们理所当然（仍然）称为健康与正常——的平常人的状态，他是否还会以诗歌来度过他的生活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他将在先前他所抗拒的世界里幸福地感觉那一世界。这并无过错。作为一个比喻，里尔克对基督教采取的态度一如上述这个人对诗歌采取的态度。

里尔克歌唱此在。他借用基督教的名词来反叛基督教。可是我们不能以上面这个庸俗的比喻来使里尔克获得一个不太被人们认为是“神圣”的地位。对于我们来说，顺服与抗拒当下情景同样有着自己的标准。里尔克与众不同的是，他是在诗歌中以这种手段，而不是借用那种政论与理论式的阐述来接过自十六世纪以来展开的对教会的反对的接力棒。这是对基督教展开的全面理性的思辨的质疑的延续，余音袅袅，绵延不绝，因为他采取了人们感恩的艺术的姿态。但是他的歌唱此在并不是不顾一切的庸俗的赞美，而要求将其转化，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层维度”。大概，作为一名诗人，他肩负的也许就是这一使命：要求我们回到内心。歌唱此在并不是简单的对当下情景的服膺，虽然是作为对基督教的——彼在——进行的宣言式的反战，而是要求人们在一个可以允许的前提下，实行对自己的救赎。这一前提首先就决定了人们对这一世界采取何种积极的激进的姿态，而不是默然，婉拒，呆滞，停顿……之后开始审慎。可是在一个持续的物质时代，这种对心灵的呼唤与热爱本身就已经成为对此在的反判，怀疑——而非里尔克所声称的赞美。因为一个命题在痛苦的诗人那里始终存在：肉体与精神，是分裂而非统一。

不错，一直以来，里尔克究竟是仅仅作为在教会领域内展开对教会的反叛的一名诗人，还是介于基督教反叛与世俗世界中的深思熟虑的诗人，在这里以一种模糊不清的界限让人们喋喋不休争论。人们看到，教会内不断有人以里尔克诗中的基督教概念名词而将其归于教会诗人，可是也不得不承认，里尔克的观点并非可以瞬间弄清，诗意语言使这些观点难于有效把握。其实，无论他是教会诗人抑或非教会诗人，他对尘世的赞美与他对教会——基督教的批判是一致的。不论辩护的人如何将基督教分为庸俗的被玷污的与更高的本质意义上的基督教，并将里尔克的批判归之于前者，而后者正是里尔克所真心致意的。也许，他给我们仅仅提供了一个样本，指示了一个方向：要热爱此在，并在内心学会赞美。因为一个对当下生活“牢骚满腹”的诗人同样可以看作是对“此在”的另一种热爱。因此他给我们提供搜寻的是一个不可能的诗人。大概，这就是一个“新上帝”。即如里尔克本人，也并未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也并不是诗人对自身的要求，而恰恰是作为对他广大的对象物——尘世中的易于认知的人们——发出的告诫。事实上新上帝只有在此时才成为可能。因此，这几乎就是命定，诗人往往就是一些诸如此类的“不幸的人”。作为桥梁，有可能他（里尔克）是天使（如他所说的我们肩负着责任），以便引导一些即将离开的事物到达这一“新上帝”那里：诗人就是这些天使。

整个过程中，宗教消失，整个世界从此被倒立起来了——我稍稍承认它的合理性。苦难生活中产生的对上帝的崇拜，宗教，一旦悠闲与令人满足的生活来临，上帝也真正消隐了他所有的神秘性。一切宗教，原本就来自于人对自身的有意与无意的限定。而基于肉体的出发，最终仍然要回到肉体，要以肉体的感受来衡量一切。

可是里尔克并不需要此种阐释。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布道者。牧师。不需要建立一个教堂。他只是暗暗感到了某一点，然后给人们以提示。语言的阐释多么苍白，不管谁，布道者或诗句优美的诗人，行动只以它的强硬越来越向人们探究这一点。因为“新上帝”同样，更像一个不可能的虚妄。要热爱此在，并在内心学会赞美，对诗人来说永远是一种屈服。然而，语言屈服于行为，就如同精神屈服于肉体，总是在证明了除却肉体，一切均是何等的虚妄。因为物即一切。因为肉体即本能。本能即行为。还没有开始，仅仅一诞生，我们的败局就已定。作为一个里程碑，里尔克的意义也许在于他让我们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被提示）这一切：一个新的朝向另一个方向伸展的世界已经站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