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史景迁《请注意作者的身份》

“史景迁的治史和史学观是植根于现代西方新史学的治学经验和大背景的陶冶之上的。他的史学观念和方法里熔铸进了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和当代新的治史方法、史料学，特别是跟当代文化人类学、新民族学、认知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研究的很多理论观念分不开的。

大概是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已经搬家了的企鹅书店的书架上出现大批史景迁的书，我买了一本《王氏之死》。既然大家可以从一个平常的日子讨论明代的风雨，未必不可以从一个普通妇人的命运开始书写清初山东的社会状况。时间过去已经很久了，里面的内容也忘得差不多了。我不是学史学的，不知其中的坚实证据有多少，只记得可读性颇强，虽然行文方面和《万历十五年》不在一个层面上。当然，这也许是译者的问题，就像我们在看村上春树的小说时，不可避免地也阅读了林少华。忽然遭遇《遭遇史景迁》。看了几页之后，发现这位旅美文化人类学者兼作家不仅与史先生有私交，而且对其颇为拥护。其中写满了对于批评者“苦笑”和“讽刺”的挖苦。。再看下去，依然如此。夏天来了，绿豆汤倒是可以多喝一些。

我自认知识面是十分窄的，对于很多东西不懂。曾经一时兴起跑去听过一些还很有名的汉学家的讲座，听完之后暗呼不值。别的方面我不好说，但拿我所学的专业来说，国外的研究者，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半可以和国内的研究者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某国的学者态度十分好，做事认真。这很值得佩服，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努力的终点似乎也只停留在资料的汇集方面。至于其它，则只有“方法的创新”了。而这一评价，实实在在就是陈太君口中的“他人很好”。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所有的汉学家。只是作者这样过头的维护，终于使人对于史氏的水平要有所怀疑了。

“两千年前司马迁写历史也是用的文学手法，怎么今天就没有人敢责备司马迁的‘文学性’”？

唉，时尚界的复古潮流居然也影响到了史学么？班固的粉丝看到这句话又是如何想呢？引用作者自己的话，“谁记述的历史更‘历史’，关键要看在还原历史的努力上谁掌握着更多的史料、谁更尊重历史本身……”作者在反驳史学界对于史氏的批评时，大谈史氏写作的文学性和生花妙笔，甚至不惜错误地阐释孔老夫子“文胜质则史”的话来做证明。照我看来，诸多批评的中心并不在于其著作的可读性，而在于其行文时的史实失征。汪荣祖在《史景迁论》中有这样的话：“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

相信所有非历史专业的人对于下面这两句话也耳熟能详：“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这种史学立场和观念可以被看成是史景迁史学产生和发展的积极背景。”作者如是说。历史本身、历史的探究、历史的阐释三者不可避免地被作者搅在一起做了支撑性的论据。这种混淆自然会将著作史识的失征当成对其“文学性”的恶意批评。作者有其推崇的治史方式。“除了身体力行的田野考察外，更应该注重的应该是一种精神性的模仿和心灵对位性的游历。”

臭鸡蛋并不一定吃完才知道它的臭，饶是我这种为了结局坚持到底的人也终于没有耐心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