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安阳的那些人，那些事》

前些日子去了趟安阳殷墟，巧合的是，手头上正在读李济的那本《安阳》。书薄薄的，我却很用力的读了一个月，其间遇到的一些人，经历的一些事，使得《安阳》中描述的那些人，那些事更加恍如隔世。

《安阳》其实只是李济做为殷墟发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几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忆过往，简略地叙述当年安阳考古前因后果的一本小书。

殷墟偌大而空旷的院落里，专门辟出一个大堂，着重讲述安阳考古有关的前前后后。展板上那些古旧的照片，照片里那些古旧的面容，竟也因为《安阳》这本书变得格外熟络与亲切。

那些人物，他们都曾在上个世纪因为这个或者因为那个，与安阳小屯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地方或多或少地发生了联系。他们使三千年前的商朝故都重见天日，而他们在安阳之外的人生，在那个大时代中，被滚滚洪流裹挟着，冲刷到了某个偏僻的角落，而终至于被掩埋，被淹没，至今偶然提起，仍令人不胜唏嘘。

说起安阳考古，不能不提起甲骨文的发现。说起甲骨文，就不能不提及被称作“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在1899年王懿荣偶然发现刻在龟甲上的文字之前，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片“龙骨”被磨成粉，作为中药吃进了病人的肚子里。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传奇故事，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已经不得而知，但做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确乎是第一个辨识出龟甲上的刻划为古文字的人。他也继而成为第一个收集刻字甲骨的学者。

王懿荣当时官拜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将保卫京城的重任委给王懿荣后，仓惶西逃。而一介文弱书生则空有报国之志，却终无领兵打仗之能，北京城很快沦陷。王懿荣写下“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绝命词后，与续弦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一并投井殉国，时年55岁。

王懿荣死后，其收藏的刻字龟甲悉数转到了好友刘鹗的手中，而后者正是在王的家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一远古“圣物”的。说起刘鹗，其最令人称道的是小说《老残游记》，还记得中学课本里那篇《明湖居听书》吗？被中学老师讲起来总是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的精妙。至今也仍能记得那两个身怀绝技的白妞和黑妞，还有那句，“象是一汪白水银中养了一丸黑水银”的古怪比喻。但刘鹗之于甲骨文的贡献在于，他不仅继承好友的衣钵，继续收集甲骨，更在1903年，将手中搜集的刻字龟甲拓片，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这使那些无缘得见“龙骨”的学者也能窥知中国最早文字的真面目，并进而掀起研究甲骨文的热潮。

而李济在地《安阳》中对刘鹗作出了如下评价：“《铁云藏龟》的出版成功地唤醒了古典人文学者，这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中国的古文字学，都应说是一件幸事。”

但之后发生在刘鹗身上的事则可以用不幸来形容。同样是 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这一书生意气却在八年之后，为刘鹗招致飞来之祸，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将其革职，永不叙用。那一年的夏天，刘鹗在南京被捕，旋即被流放新疆。第二年的夏天，也就是1909年，刘鹗中风，客死在乌鲁木齐，时年53岁。

刘鹗之后，关于甲骨文的事，则象一串被命运无意中串起的糖葫芦。

孙诒让是通过《铁云藏龟》首次知晓甲骨文的，他连续大干了两个月，即完成了《契文举例》，此书是“使学者们了解甲骨文字结构和内容的最早著作”。

这时，另一个于安阳发掘有深远影响的人出现了，这就是罗振玉。

正如同刘鹗是在王懿荣的家里第一个见到刻字龟甲一样，罗振玉也是在刘颚家中第一次见到了有字甲骨的墨拓。在当时关于甲骨文产地纷纭不一的说法中，罗振玉指出了甲骨的确切出土地——安阳市郊小屯村，这使安阳之后的一系列惊世发现成为可能。

由甲骨文的研究中所取得的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贡献。王国维当时作为罗振玉的助手，是“成功地把不同出版物上各类墨拓的甲骨片‘缀合’使之成为完整卜辞的第一个学者”。他更根据甲骨文的卜辞，重塑了商王朝的帝号及世系，使那个三千年来一直处于传说地位的王朝初露端倪，那些在传说中显得似是而非的人物，也终于回归了原就属于他们的历史本位。

探究历史的学者总是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空点上，他们的思维常年地徜徉在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而他们的肉身却注定要在今世遭受折磨。

历史并没有放过王国维。

在写出著名的《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0年之后，也即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他的死不明不白的，正如他的学问一般，给人以莫测高深的感觉。他所留遗书起首那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徒让世人猜测了百十年。

当时尚年轻的顾颉刚称他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他的死令整个二十世纪都为之扼腕痛惜。

在这里，我并不想一一列举于安阳考古有功的人们，我的视线只是被某几个人牵引着，而他们的人生无一例外地被那个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

梁思永的人生就是因为安阳小屯而永远地发生了改变。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提到梁启超的儿子，人们想到的总会是长子梁思成，梁思成更因其娶了民国鼎鼎大名的美女兼才女林徵因而变得家喻户晓。而梁思永的名字，却被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而其实，若不是梁思永早年患病，及过早离世，他的成就应不在其兄之下。

1934年，梁思永主持了安阳的第十次发掘，使得侯家庄王族大墓终见天日。

之后，梁又在1935年，1936年先后主持了安阳的第十一次和第十四次发掘。

早在1932年的一次野外发掘时，梁思永即身染重病。起初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因为田野发掘紧张，艰苦的生活，加之梁思永需往返奔波，不能稍离工地，以至贻误了治疗的最好时机，直至高烧几日，终于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而这个病症为年轻的梁思永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病痛并未阻止发掘，但是1937年日军的入侵，则使尚未完成的安阳发掘，对于这些中国田野考古的开拓者来说，成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完成的残梦。

此后，负责安阳发掘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开始了十数年的迁徙与漂泊。他们随“安阳发掘品的主要部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藏书的绝大部分”，途经重庆，昆明，最后到达川西长江南岸的李庄。

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这样描述当时的李庄：“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都难以雇到当地人。”——《梁思成和林徽因》

正是在李庄，梁思永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劫难和困境。梁家的生活状态困窘到何种程度，可以用傅斯年当年写给朱家骅的求助信来做一说明：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信中所说的肺病，即最后夺去这位“天才考古学家”（李济语）生命的肺结核。

从在昆明的时候，梁思永即完成了1934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发掘报告的初稿。而这些是“保存在考古组的珍品之一。若无这些不仅提供了基本资料，而且为中文的科学报告树立了样板的手稿，高去寻教授就不可能完成编辑侯家庄西北岗王陵报告的艰巨任务。”

梁思永本人却再也无力完成他的研究，1954年，梁思永在北京病逝，终年51岁。

在费慰梅关于李庄的描述中，我们也窥见了关于李济的寥寥数语，“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梁思成和林徽因》

***双双夭亡，这在一个人的经历中该是何等惨烈的创痛。尤其是小女儿，在李济生日的这一天死去了，这给予了李济莫大的打击。但是，在《安阳》中，李济只是淡淡地写上了一句“与梁思永一样，在昆明和李庄我也遭受了一些个人的不幸，”接着李济仿佛刻意要截住自己的思绪一般，笔锋一转，“但一有时间我就坚持研究，我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另有行政工作要办理，作为考古组的领导，还有五六名有训练的考古人员需要我关心，而且我还是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主任。……”

但是，李济的不幸并没有就此完结。1948年12月22日，李济带着仅存的儿子李光谟，随712箱文物登上了“中鼎号”。不知道在远离大陆的那一刻，李济们有没有回望身后的这片土地，但似乎每个随这些珍贵的文物走遍了大江南北的人都深信，台湾不过是迁徙中的又一站，很快，他们终将回归故土，很快，他们将会有一席平静的书桌，可以不再受世事的纷扰，可以专门地去做他们的学问。然而，文人毕竟是文人，历史学家们总免不了被历史愚弄。

1949年2月，李济将儿子送回上海求学。临行的那一天，忙于工作的李济竟无暇去码头为儿子送行。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李光谟后来是这样回忆起那次离别的，“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了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一生育人无数，培养出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的李济，将自己的养子李光周也培养成了考古学家，他的亲生儿子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李济一生治学，严谨到了严厉的程度，徐志摩曾这样评价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1977年成书的《安阳》简约而练达，流露出的那种淡定与从容，是只有历经艰难时世的老人，在已然参透了生与死的年龄，才可能拥有的云淡风轻。

1979年，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享年83岁。李济做为一代考古学宗师，遗著123部，终其一生，却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两万两千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当其子李光谟1995年赴台湾时，父亲全部的遗物也只装了两个皮箱。

李济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是在安阳，他在台湾的后半生都致力于安阳殷墟的研究，但他再也没有回到那片曾经成就了他一生梦想的土地上。

李济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世的，恐怕已无人知晓，但录用于右任的那篇《望大陆》，来表达李济们的心境，一定再贴切不过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