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茶座《争夺资源，争夺知识分子资源——解放战争要结束时的大争夺》

读《文人南渡》

当存在两个政党时，双方必然争夺各种资源。知识分子也是其中的一种资源。不过如果能算的话，人民或者工人或者农民也是可以争夺的资源。但是，到了解放战争快结束时，这种争夺更加白日化，要争夺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比如，黄金，故宫的大批国宝。这些没长腿的资源被当时的已经岌岌可危的统治者国民党们大批地运向台湾。对于知识分子这种资源，我认为也是有争夺的。知识分子选择去还是选择留？人们的选择是不同的，因为政见、家庭等多方面的考虑。

那时有许多知识选择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叶圣陶有比喻叫“知北游”，也有人称之为“光明行”，可见那时的许多人已经对国民党的腐败丧失了信心，亟待一个新中国的建立，并且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可见，不腐败有朝气也是吸引知识分子的好手段。但是也有一些人选择了离开。

南方的傅斯年对于许多学人还没来得及南下表示担忧，不断催促国民党***设法“抢运”学人。国民党教育当局也要求各校负责人动员学人南下，并许诺给与一切必要的帮助。不少人走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仓促地离开，清华校长梅贻琦也从容不破的离开。所以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国共两党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他们。傅斯年联系了飞机，并且多次催促，但是许多工夫是白做了。当时连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的弟弟妹妹也要在北平等候新生。只有何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敦福堂、赵梅伯、钱思亮、袁同礼、张其如、英千里、袁敦礼、毛子水等。1949年8月14日，***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指斥胡适、傅斯年、钱穆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这无疑明确的表明了新生的政权对于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也遭到了在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恶评和批判。我认为其中有敲山震虎的作用。

但是有一些人的做法值得注意。齐如山与梅兰芳的亦师亦友，但他坚持南下，顶替他人名额。我认为他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认为，真正的共产党的学说自然是没有什么不赞成的。但是对于苏联的共产党，他极端反对，尤其对于苏公内部发生过的残酷斗争，颇有前车已覆之惧。他认定自己的一些言论恐难见容于新政权，同时自己个性很强，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对于信仰与观念问题始终抱有“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各人有各人的意志，是不容易强同”的看法，所以只有一走。当时他已七旬有余，走的时候也一片混乱。在上海他与梅兰芳一起讨论了许多事情，他知道梅兰芳很难离开，也未十分劝他，但是还是从“想做事而被利用；感恩而被利用；可以做事而被人利用；不愿做事而被利用；图虚名而被人利用”五方面分析自己所怀的疑惧。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真知灼见，梅兰芳自然是一生荣耀，可是从《伶人往事》中，我们看到尚小云等最后是怎样悲惨，而建国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不也证明了齐如山对于共产党的看法。做人当如齐如山啊！这才叫活的明白。

而钱穆也义无反顾地要南下。他一生一直苦学不倦，但他也很喜欢游山玩水、健身怡情，尤其重视自己的养生之道，生命意识中流露出强烈的“延寿情结”（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看着妻子与兄长离去，家族的男性也寿命不长）。他“毕生最经常的运动方式，便是郊外游走和山间跋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孤独冷漠之人，他在人际交往方面亦多可圈可点之处。当时都劝他留下，但他已执意要走，只得告诉大家是“春假旅行”，然后仓促离开。他还认定“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还认为这些人家人生计，顾虑实多。可这恰恰也体现他仓促离家，有“弃家”之嫌，当时有淑女认定“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这一点是中肯的，钱穆能抛下自己一家子人去香港，我不知他是真正的儒家吗，能不顾自己的家庭与子女。

钱穆那时坚持主张国家统一独立，而不要倒向苏联或美国。但是当时的历史情况似乎很难考虑这些问题，虽然的确有真知灼见的。

总之，我认为，去留肝胆两昆仑，只要好好过人生，历史大环境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现在应当这样看这个问题。李敖要为胡适建个铜像，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重新认识胡适，能改变《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的看法。胡适对于***的成长有他的作用，但是到头来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求同存异，是不错的看法。而我们要从过去他们的经历中学到怎么样选择自己的人生，这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