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娱乐才是正经事儿》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顽强的动物，他们严肃又自作聪明，他们傲慢又神经过敏，他们颐指气使假托圣言以讹传讹，他们将错就错不知悔改批判愚民。”

别误会，这首歌赞美的不是羊驼，而是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的确顽固又强硬，不屈不挠，但他们克服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商业和市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没多久，他们嘴边经常挂着一个新词“媚俗”，专门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出自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却是被译者篡改过的。原文KITSCH，意思是“自我感动”，拔高自己，自以为崇高。如果译成“媚雅”还更准确，结果活生生被韩少功译反了。韩少功是一名精英左派，这种栽赃昆德拉的勾当未必是故意，却充分暴露了他的潜意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又能有几个知识分子不左呢？于是KITSCH被抛弃，“媚俗”大行其道，那些被昆德拉嘲笑的伪善人士打着昆德拉的旗号，振振有词地反庸俗反低俗起来。直到今天，人们使用“媚俗”这个词，想到不是那些“感动XX”评选，不是学校里播放的《感恩的心》，不是余秋雨的含泪，不是王兆山的幸福，不是于丹身体里的荡漾之水，而是郭德纲的相声和小沈阳的二人转。谁会料到，不敬神的昆德拉在中国，竟成了弘扬主旋律、铲除杂乱音的理论权威。与其说是造化弄人，还不如说中国的山寨精神太强悍，俯卧撑、躲猫猫、指鹿为马、正龙拍虎，一脉相承，推陈出新。

另外还有一个流行词“娱乐至死”。这是大约5年前冒出来的，同样被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高频率地使用，也同样被用来攻击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个词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一本书，叫做《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书名译为“娱乐至死”，非但没有译错，反而应该说译得漂亮极了。可是无独有偶，就像昆德拉的情形一样，人们在采用波兹曼的说法时，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完全篡改了他的本意。“娱乐至死”变成了“娱乐致死”，似乎娱乐本身就是致命的，致人于死地。

我们高雅的***经常以健康理由干涉媒体节目的制作，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喜欢从旁摇唇鼓舌，高喊“娱乐至死”，指责媒体上的娱乐化倾向、某些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反对迎合市场，鼓吹加强思想审查，以教育人民为导向制作精品节目。尤其是选秀节目的崛起，民间曲艺的复兴，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就更忧患了，“娱乐至死”的声浪就更喧闹了。好像中国媒体节目以前是多么优秀、多么真实似的，一派大好局面竟被恶俗的娱乐破坏了。某种程度上，“娱乐至死”的潜台词成了“主旋律万岁”，厚着脸皮撒谎成了深度报道，空话套话大话成了深刻反思。

实际上，如果读过波兹曼的书就会知道，他说的“娱乐至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即是说，娱乐才是电视该干的正经事儿！！如果正确应用波兹曼的理论，眼下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娱乐至死”的不是吴宗宪的综艺节目，不是超男超女的歌唱比赛，不是肥皂剧和情景喜剧，而是央视、凤凰上的那些知识含量丰富的节目，《新闻会客厅》、《百家讲坛》、《锵锵三人行》、《开卷八分钟》、《有报天天读》等等。用波兹曼的话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同，而在于所有的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在书里还举了一个例子，电视上某个严肃的讨论节目里，那种所谓思考和争论简直就是表演艺术。他嘲笑的这个节目，实际上凤凰卫视上也有，叫《一虎一席谈》。波兹曼甚至对电视新闻类节目也是毫不客气的，对于阮次山、何亮亮、邱震海这类人做的事情，他说“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应该说，波兹曼的警告颇有道理，当“严肃”成为一种娱乐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再值得认真对待了。我也赞同，CCTV和凤凰卫视可能是世界上最“娱乐至死”的电视台，因为它们的娱乐也是“严肃”的，那些演员的脸上流行的表情不是微笑，而是忧患和思考。但我无法赞同的是波兹曼夸大了技术对内容的自然筛选。当波兹曼斩钉截铁地说，“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后控制文化。”我赞同的是前半句，而无法接受后半句。任何媒体是无法“控制文化”，“人”才是文化真正的参与者。在强大的电子媒体面前，人看起来像毫无反击能力，但他们中最孱弱的，也始终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拔掉电插头。波兹曼的这种论调让我想起某些老套的科幻电影情节，未来时代机器人取代了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看上去，这是警告人类不要被人造技术吞没，但这种警告本身就是一种有害的技术决定论。波兹曼调侃地说，每个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迷信新技术帮助我们进化。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只不过他相信的技术是“过去更美好”，不是“明天会更好”。

某种程度上，波兹曼的技术决定论甚至削弱了这份警告的份量。他太关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利益，以至于失去了观察现实的耐心，连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例如他说，“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为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式。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显然，这段貌似深刻的话也只对了前半部分。以我们正在经历的反低俗运动来说，并没有谁相信娱乐可以取代审查，也没有人因为娱乐而暂缓审查。恰恰相反，“反娱乐”成为了“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口实，而“娱乐至死”的告示牌上画着骷髅标志，正把我们驱赶到一条全新的乌托邦之路上。这条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实和地狱之路一样，都是由鲜花和良好的愿望铺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