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命运《卡皮托山的召唤》

吉本在他的《自传》里回忆1764年，自己第一次站在米尔维亚桥上，面对罗马古城时的心情：“时至今日，我依然难以忘怀，并且无以言表首次踏进这座永恒之城时内心的强烈悸动。”这之后的1787年，在他呕心之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结尾，吉本写道，正是在卡皮托神殿的废墟中，他萌生了写作一部书的念头，并为此耗费了二十年的光阴。

透过《帝国的命运：罗马人与战争》一书的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韩满春也是一个有感于卡皮托山召唤的人，正如他在后记中用尤瑟纳尔的例子自勉和自况。同时我也非常清楚，作为一名罗马史的业余爱好者，这样的爱好意味着什么。近世以来的知识激增，专业学者几乎完全不再像斯特拉波那样尝试在单卷本中描述一个具有足够包容度的历史或者地理主题，而是将此工作留给那些常常感到问心有愧的业余学者和作家，由此导致的一大文明悲剧是：人们往往只是从那些余热尚存的业余流派中汲取灵感和教诲，而在所谓的专业学者看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可怜的灰姑娘罢了。

我对满春的学术努力表示最大的敬意，因为我也像他那样，被琐碎的日常工作侵蚀了大量时间，并时时警惕“侵蚀自己的灵魂”。但我并不因此而对本书的观点毫无保留，同时相信严肃的批评才是对作者真正的尊重。

德尔图良曾经追问，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关？在满春坚持对罗马精神的继承上，我也要追问：罗马和中国有何相关，在何种意义上相关？

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我们都读过《联邦党人文集》，在“普布利乌斯”的名义下，联邦党人真正继承了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共和国的古代世界精神遗产，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公法学家的施密特，也试图从罗马的天主教传统里，重新阐发一套不同于新教伦理的组织体系，以作为魏玛共和国乃至新的海洋帝国的魂魄。在从王政时代到罗马帝国这段漫长的罗马史中，我们到底要汲取哪一种资源，又有何种资源是可以激活并且值得激活的？

罗马史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心中往往都有一副整全的政治图景。就像塔西佗在《编年史》的开篇，就将自由政体和独裁官制度置于一种紧迫感之中；又或者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在《君主论》中把关于“德性”的教诲深深隐藏，而在《论李维》中暗度陈仓。他们是共和体制的拥趸，并且熟知如何通过“六经皆史”的方法提取古代世界的精髓。满春坦陈最初的写作动机是要写一本《法律与战争》的书，如果能按照“战争如何为人世立法”的思路，将战争史与制度史乃至古罗马的政治德性熔为一炉，本书不失为一本佳作。但是纵观这本不无文艺复兴时代古风——不论是行文还是章节题目——的著作，我很难发现作者心中的政治图景，或者说，在浩如烟海的罗马史中，作者想提取的资源并不明朗。仅仅点出塔西佗在《阿古利克拉传》的开头指出的，败坏掉的德性侵蚀了罗马人的守法观念和当代相似之类的主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有心在罗马和当代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的写作者，必须在罗马的共和传统与帝国传统之间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更为细致的解读。在语焉不详的前提下，试图让读者做更深的理解，未免苛刻。要知道，对有心的读者来说，那些千年前的异域风俗和拗口的人名并不是真正的拦路虎，读者需要写作者首先建立一种沟通古今的可能。

我自己并非罗马史的专家，甚至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但是我觉得，如何看待和激活古代世界的伟大遗产——如果有的话，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就罗马来说，我们要继承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帝国梦想，早在西西里远征的时候，修昔底德就以亚西比德为例，说明了雅典海洋帝国的民主悲剧。中国要面临的是一项远为复杂的大国模式探索：既要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又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且时刻警惕落入任何一种封闭结构的帝国窠臼。我们不会忘记卡皮托山的召唤，但也绝不是简单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