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追寻“士”的精神》

读《民国那些人》

此书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人物版•钩沉专栏主笔徐百柯两年里的文章结集出版。

此书所记述的人物都是“民国时期的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近年来多有文章、书籍和电视节目在试图找寻回这些或被尘封或被遗忘或被湮没的人物，除了本书，还有书籍如《曾经风雅》、《绝代风流》，电视节目如《大师》等等……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有魅力、有学问和令人非常向往的，以往的不了解，使得令人迫切的希望增加对其的了解。而吸引人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看了这么多，总结下来无非是：其德、其言、其行，而归为一点就是追寻一种已经基本失去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怀念的美好的华夏“士道”。下面抄录一些书中记述的“言”以飨同好。

道德说华夏士人都都很“傲”！这个“傲”不是骄傲，而是前人所说的“人不可有傲心，但不可无傲骨”的“傲”。先记些特立独行言论，以示其“傲”：

“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说这个话的人叫曹聚仁，是一个“自由报人”，从上面的言论可以想见其自由的个性。但他也有“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感悟。

“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说自己是野马、是鬼锁，够狂的吧，这还是写在入党申请书里的话，写此话的人叫容庚，是古文字学家。同样是这位容庚，还说过一句“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孔子”

另一位面对强权却绝不低头的书生说过“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 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这位在台湾时也敢在蒋总统面前跷二郎跟放胆直言的便是山东好汉傅斯年。

“士”的另一个特点便是以“国士”自许，爱国自任，把国家、民族、社会的事当作自己的现任。其言论亦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我”从此言的表面即可看出说这话的人身份不同一般，他是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争主权、争国权，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惩罚战争罪犯，其言其行堪为楷模，而其“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亦足已令后人警醒。

毁家兴学的百岁老人马相伯一生致力教育救国，创办复旦，他的“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的至言，到永远都不过时。

“一二八”淞沪抗战，商务印书馆被日军有意炸毁，图书馆也被日本浪人纵火。总经理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处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变化变化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其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人人都道“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可也知亦有爱国商人否？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在1938年的危难时刻，“……调动以民生轮船公司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这就是著名的“宜昌大撤退”。“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商人亦有爱国心！卢作孚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的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社会的风气……”

爱国的不只是学人、商人，亦有军人。一代儒将蒋百里，这位令日本军人蒙羞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生，却认定中国必将与日本一战，并坚定认为中国一定能战胜。他办军事不为个人谋利，不为党派争权，只为国家、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虽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但他留下的军事理论专著却指导了中国的抗战，并成为中国富贵的军事理论遗产。“收录其一生军事思想精华的《国防论》，1937年出版，扉页上题：‘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何为国士无双？观此当明矣

华夏士道，尤重育人，所谓“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这些民国风流人物在教育上又说过些什么呢？可以说每一位都有其鲜明的个性和远见卓识。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话是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说的，他的意思是“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第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这已经不是在教书而是在教做人了，对学生这样要求的是经史大师、“蜀学”传人蒙文通

面对干涉规定学校教学课程的强权时民国“士”人是如何对待的呢？且看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是如何回答的吧：“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司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深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示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部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蔽，似不必轻易更张。”

如此雄文，其说理丝丝入扣，其行文洋洋洒洒，其态度据理力争，体现出“士”人的尊严和傲气，而这正是“士”之令人心折之处。

学生时代就曾经喊出过“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蒋南翔，在做了教书育人的清华大学校长后更说出了“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工作50年”的名言，正体现出了华夏“士”人所必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那个时代的新闻人亦有如此情怀和德行，“萍水相逢”之一的邵飘萍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做为自己的原则；“民国故报人”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更是令人神往。就把这“四不”方针录后做为本文的结尾，做为对那些已经逝去的“士”人们的追忆，盖此“四不”不但适于新闻，亦适于做人。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专……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味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原自陷于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