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走出混沌的心灵罪赎》

大凡是成功的成长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罪”的问题。犯罪、赎罪、饶恕他人的罪、理解有罪的人……这些命题都是一个人成长的核心命题，与其相对应的一个核心命题是爱，爱表现为真、善、美。这两大命题共同构成了成长的主题，可以说，一个人的成长就是爱与罪的征战，最后以爱征服了罪告终的过程——当一个从无知犯罪走向对罪警醒，从拒绝认罪走向谦卑忏悔，从忌恨罪人走向主动饶恕，成长才得以完成，而这个过程不该是个体孤独地艰难寻求，而必须得到爱的供给才能持续深入。

《朗读者》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这些关于罪的严肃命题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内心的斗争，深刻地摆在读者面前，作者虽然没有给出一个结论性的解释，但的确在文中昭示了爱心、理解对解脱罪恶的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从“罪”的角度来考察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并且进一步地探讨个体的成长如何受到罪的负累以及世俗环境对这一成长命题的制约性问题，兼谈爱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

一、汉娜成长的特殊性分析

在梳理两位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罪和爱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主人公汉娜成长历程的特殊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她不识字，这对她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关键的影响：

一方面，她的成长，包括自尊的树立、对罪的判断、生活的抉择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她不识字，不能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通过阅读得到自我教育、自我树立，以致对外界的依赖性很大，思想、道德伦理都相对她的年龄表现出滞后、混沌的状态；

另一方面，正因为她对外界的依赖性强，而普世的价值观却没有对她产生正面的影响：是社会的普遍舆论或观念取向加剧了她内心对自己身为文盲的羞耻感，助长了她的在树立自尊心方面过分的自我压抑、不恰当的否定自我，以及对改变的机会次次逃避，从而大大延宕了她的成长进度——汉娜对罪的认识极为模糊、扭曲——她近乎于把文盲看作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却对自己屠杀者的身份和***的情爱关系缺乏罪恶感。当然，这种模糊也是世俗社会价值观中对罪性意识的普遍模糊。

再一方面，也正因为她不识字，相对于识字者来说，汉娜少受到世俗价值观负面的影响：这使她的聪慧的天性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汉娜这一形象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天性使然、不事雕琢、没有被文明侵蚀的美。她的脱俗的性灵使她对文学作品拥有超凡的接受力——她是在用自己的灵魂去亲近文学，感受到的美是一种凝聚在文学作品的文字中却又远远高于文字的美，这种美是人的精神世界迫切需要的灵性之光，是人性中真爱的展现，是不受世俗的任何审判、框定的纯美。因而从某个角度来说，汉娜对文学的崇拜，并非是她自己所认为的一种对文字、对知识的简单崇拜，乃是对人性真善美的崇拜，对爱的倾慕和肯定。因此，她因文盲的身份而产生的自尊心的创伤感是她自己以及这个社会制造的一个谎言。抛开她有意无意犯下的那些罪行不看，汉娜的天性中，真善美都出于一种自由的状态，没有受到世俗文明的束缚。她的自尊完全有资格建立在她这样的灵魂之上。

以此为基础，下文展开讨论两位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罪和爱的关系。

二、小说主人公的成长个案分析

笔者将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娜不辞而别之前，第二阶段是审判结束之前，第三阶段是汉娜入狱之后。下文重点以第一和第三阶段主人公的成长为讨论对象。

（一）成长初期的混沌之旅

很明显，在汉娜的战犯身份在审判中被曝光之前，两位主人公都处于对罪的认知极为模糊的阶段。

汉娜在集中营中犯下的罪行虽然给她的内心造成了压抑，却并没有真正妨碍她在战后过一种逃离于罪的审批之外的生活。“在法庭审判之前，在他们想要来的时候，我还能把他们赶走。” 这是汉娜反省自己时说过的一句话，“他们”指那些在她手下死去的犹太人。也即是说，汉娜尽管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漂泊生活中内心受到罪的困扰，却也可以靠自我哄骗和压制，麻木地继续生活。

而汉娜和米夏的不伦之爱难道对他们来说不是罪么？这种罪在世俗社会的价值观里所受的谴责远比汉娜的屠犹罪行所受的谴责小很多，难道不给社会带来直接损害的罪就可以被视为无罪么？很明显，尽管吸引米夏的不仅是汉娜的女性之美，也是汉娜不俗的天性气质，但他们的爱更多建立在欲望之上，缺少互相了解和认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爱，他们之间的这种爱产生的消极后果在小说中表现得很明显：米夏在全盘了解了汉娜的身世之后，因被欺骗、被玩弄的耻辱感而终身难消对汉娜的怨恨之情，同时也因自己的内心选择了汉娜却不能完全正视她、接纳她，不能作为唯一的知己去理解、饶恕、搭救她而忍受“背叛”的罪名的折磨。

在这一个成长阶段里，主人公，也就是成长主体在罪的原则上，意识是极为模糊的，这时候长辈以致整个社会对他们成长的引导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不是毫无感情地摆明冰冷的条条框框，而是施以关怀，切实地满足他们被关注、被肯定、被爱的需要。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这个阶段都没能得到长辈的爱，米夏的父母就是典型的失职者，汉娜的成长经历中也严重缺乏引导。因而两位主人公都处于一种孤独、叛逆、急于长大又不知如何长大的无助之中，在他们的生活面临抉择和诱惑时，他们服从的只会是眼前的好处，汉娜在选择从军时如此，他们相遇并“相爱”亦如此。

（二）在审判过后初步的反省中成长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直到汉娜蒙冤入狱，米夏重新充当朗读者为止，之前的时间里两位主人公都处在一种浑沌的挣扎之中，真正的忏悔赎罪的历程迟迟被延宕，他们的成长步伐蹒跚甚至停滞。而朗读重新开始，两人成长的里程被更新了，直到汉娜生命结束，这一成长命题虽然没有真正解决，但他们的确走出了混沌，实现了成长的诸多飞跃。

正如上文谈到的，米夏在“背叛”的罪名之下不能解脱。他的背叛绝不仅仅表现在游泳池边没有及时在众人面前认可他们的关系，没有在审判中说出真相这么简单，甚至，这后一桩罪名并非完全成立：米夏保守秘密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自保，而更多地是出于对汉娜自尊心的尊重，尽管他知道她的自尊心找错了基础：“她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她的真理、她的正义。那是个可悲的真理、可怜的正义，因为她总要伪装自己，因为她从未开诚布公过，从未完全自我过。”这种尊重自尊心的思想是世俗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观，并非米夏懦弱的推托之辞。

事实上，与其说米夏背叛了汉娜，倒不如说米夏真正背叛的是自己的灵魂，背叛的是爱本身：他明明亲历了一种完全真实的、超脱于世俗审判之外的美；他明明意识到汉娜灵魂的纯真、美好和善根不足以因汉娜的罪行而被完全否定——汉娜的罪行是人普遍存有的罪恶的潜质在强大的社会洪流的压迫之下施展出来的结果，并非出自一个不可救药、罪大恶极的灵魂；他明明感受到所谓的“文明者”们的审判看似公正实则麻木冷血……他明明知道只有自己体会到了一切，却在舆论背景下，在世俗的感召下，佯装一个旁观者，甚至是审判者。他明明知道自己内心的爱不该因世俗的判罪而蒙羞，却一次次地试图逃避、否定这种灵魂之间的爱——“我知道，那些幻想已经落入微不足道的俗套，它对我所熟悉、所认识的汉娜来说不公平。不过它还是很有威力的，它破坏了我心目中的汉娜形象，使我总是联想起汉娜在集中营的情景。”

谴责和理解，米夏夹在二者之间，米夏内心排斥这个代表着谴责、审判的麻木冷漠的世界，却也无法真正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与汉娜为伍，放下自己受伤的自尊心全然理解汉娜，接受一个完整的汉娜。在这样的状况下，朗读又一次开始了。

然而，正像米夏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样的朗读是自己有意无意间“为汉娜营造了一个小环境”，营造这个环境，对米夏来说，是他将汉娜排除在他自己的现实生活之外，同时在心灵上顺服于认罪意识、顺服于真爱并给自己一个赎罪的自我安慰，这种安慰方式，使他对精神上受到的谴责稍稍麻木，也使他不至于真的采取什么更深刻的行动，打破他的现实生活——比如给汉娜回信，比如去探望她。

而对于监狱中那个天性单纯的汉娜而言，这一“善举”却无疑改变了她的人生。汉娜入狱之时，对这个世界就已绝望，她觉得“没有人真的理解她，因而她就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什么”。而在她的内心深处是真正渴望得到理解的，因而米夏的阅读被汉娜敏感哀恸的心视为爱的肯定、理解。

借着最初的录音，汉娜又一次开始了她的灵魂阅读之旅。而监狱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她更少地受到世俗观念的羁绊。可以相信，汉娜的精神浸润在灵性之光和米夏的“理解”中，汉娜因为爱而得到了一次生命的更新——她的生活是充满亮光的，她保持着姣好的外形，她在监狱中因为美好的品行而受到尊重，她甚至受着爱的鼓励而学会了写字！她急于分享这个伟大的幸福，就给米夏写信，并满心期待着他的回信。

米夏有意挑选为汉娜朗读的书籍大多是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一方面肯定着爱，另一方面也昭示着罪，但总的来说，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都决定了它与现实不同，它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而当汉娜能够独立地阅读开始，当她的认罪意识被一步步地开启，她主动地阅读了剖析二战罪行的书籍，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生命的更新。

（三）当悔改面对背叛和定罪

随着她的深入了解，她不光看清了自己的罪并痛切地忏悔，更看清了世界对二战罪犯的严峻态度——麻木也残忍。这一点是早在当年审判时，米夏就深刻意识到，并被它深深束缚、深深伤害：米夏在审判之末试图想说出真相又最终归于失败。

“我到底还是去找了审判长。去找汉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米夏虽然不能谅解汉娜的罪行，但他前去找审判长的举动，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落难陷罪的灵魂的怜悯，是出于一个真正了解汉娜的人对自己、对汉娜的命运和情感的责任心。而结果居然是：

“如果说我完全解脱了的话，那么未免有些言过其词了，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才有可能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是什么原因让米夏的救赎之心荡然无存反而“完全解脱”？是审判长和当时的氛围所传达出的讯号：

审判长“看上去很轻松，像一个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并对此感到很满意的人”，他的表情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官员的面部表情”，原来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饰了起来”了——

原来，人们早已在审判之先就给“罪犯”定性、定罪，审判的对象有怎样的故事，存有什么难言的真相是丝毫没有必要追究的，丝毫不影响审判的结果和任何人的情绪：犯罪就是犯罪！罪人自有罪人的归宿，“我们”依然有“我们”的生活。

“窗户敞开着，我听得见停车场上的关门声和一辆车发动马达的声音。我听着那辆车开出去，直到它的声音被喧嚣的交通淹没为止。之后，我听得见孩子们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的玩耍吵闹声，时而非常清楚地听得见一个名字、一句骂人话或一声喊叫。”

窗外的喧闹就像世界的召唤，而米夏的救赎之心与世界的麻木是那么不相称。

难道随着审判、定罪、入监的完成，对罪人实行了这样的“惩罚”，历史的罪行就到此了结，悔罪就可以到此结束了么？难道世人就可以和那段罪行划清界限了么？

“虽然对负有责任的人指责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羞耻之心，但它却能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转换为力量、积极性和进攻行为。正因为如此，与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显得劲头十足。”

作者借米夏之口，深刻地揭示出“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罪无法通过审判了结，悔罪也无法通过审判得以逃避，而是所有人的人生要面临的问题，特别对于战后两代人。人们借战争看到了人类邪恶的罪性，却拒绝认罪悔改，大而化之地把罪归于一小部分人身上，以一个审判者的无罪的姿态给他们定罪，继而就赶忙打扫生活现场，继续麻木的生活。而这样的逃避其实正在大大伤害着他们自己，米夏就是他们中的典型。

如此看来，审判等一系列的措施只不过是一种埋葬罪行的形式而已，至于那些落罪的灵魂是否真心忏悔、重获新生，不是世人所关注的，就当作他们在审判以后已经以一种比肉体的死亡更彻底的方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汉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又一次更彻底地对世界失望了。痛切的忏悔连同失望一起使她又一次改变：她变得不再关注自己的外形，不再与人打交道，通过阅读——这令她渴慕已久的方式，她认清了罪、她忏悔，她知道自己在世上所追求的荣耀都是虚诞。然而她也发现自己的忏悔在这个世界的罪性面前无所适从——世界已给她定下了不得翻身的罪，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爱的光照的话，世界已经宣布这样的光照拒绝惠及她所在的角落。

这里就涉及到了悔罪及其回应的问题，试与基督教思想做一个平行比较：在基督教思想中，人认罪、忏悔是面向上帝的，并且相信上帝会按祂所应许的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新生——忏悔得到了宗教形式上的回应，即上帝的赦免和赐下新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悔罪这一过程的终点不在于审判、定罪，而在于悔改、接纳。而上帝之外的普通人，没有人是无罪的，只有上帝有权充当审判者，而身为审判者的上帝赦免了一切信他的人的罪，那么人也当不计前嫌地接纳一个有罪的人，给他悔改和重生的机会。

惩罚是必须的，但惩罚不是目的，惩罚以外更重要的是饶恕，是有罪之人的重生。惩罚不能让一个有罪的人脱去罪行，但饶恕却可以让他真正洗心革面。

相比之下，汉娜的困境在于，她的忏悔得不到回应，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无论是因为她的罪行而落难的，还是与她的罪行不相关的，都集体以审判者的身份定下她的罪，并且不能原谅她。

当她见到米夏——她以为唯一理解她、赦免她的人时，她俨然是一个臃肿难闻的老妇人，然而最初她看到米夏时居然是“期望的神情”“满脸喜悦的光彩”，她把米夏的阅读看作是饶恕、爱的表示，因而相信他们在爱情上是平等的，他们的爱是超越罪、超越世俗价值观层面上的一切衡量标准的，是深及灵魂的。

然而当米夏走近时她第一时间捕捉到米夏表现出的失望、冷漠，“当我走近她时，她用询问的、不自信的、委屈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她脸上的光彩逐渐消失了。”汉娜知道了米夏的耿耿于怀，于是她说，死去的人真的理解她，而世界上没有人理解她，因而她无需解释什么。这是导致她最后选择死亡、弃绝世界的根本原因。

爱点燃了汉娜生的希望，却没有点亮米夏那颗真正饶恕的心，从这一点来说，米夏的确是一个爱的最大背叛者。

米夏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要求解释、拒绝饶恕。诚然，他是受害者之一，但作为受害者，主动去相信罪人的忏悔之心并接纳他们的忏悔，是他可以从所受伤害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因为对于已成事实的罪行，解释只能是托辞，而一颗真正悔罪的心更是无法解释的，只能靠受害者凭信心、凭爱心接受。换一个角度说，米夏在他们的爱情，以致在自己的生涯中，完全是一个无罪之人么？他一方面反省着自己的“背叛”，另一方面又在麻木地抵抗在内心翻腾的这个罪名。

那么，作为汉娜，是否只有死路一条呢？她选择死亡，同样因为她的不原谅，她不能原谅世界对她忏悔的拒绝，不能原谅米夏对她的爱情的背叛，她放弃了得到原谅的信念，失去了活着的勇气。世界和米夏诚然没有给她一个值得原谅的理由，但这次的死刑是由她自己宣判的，她留给幸存女儿的钱就像米夏期待的解释一样——羸弱无力。

汉娜的成长因死亡“中止”而非“终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所有人面临的成长困境的牺牲品。在这个充满着麻木和不原谅，缺乏爱与理解的世界，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无罪，而每个人的罪行都因他人的不原谅，无法真正消解，以致成为成长的壁垒，一步步走向麻木，中断成长。

正如作者把这样的一个罪与成长的话题通过米夏的反思和汉娜的命运提了出来一样，作者也借对法律的思考把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拿出来与读者探讨：

“很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自从我发现我的这种信念不过是幻想而已后，我的法律演进观变得完全另一样。这个演进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后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法律的完善或许有助于人们的审判更公正，但这种“理智”不会通往“人道”，真正的人道是施爱，是饶恕，对他人的救赎不以法律的完善为目的地，“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通向真正救赎灵魂、完善成长的路。

总体而言，施林克通过特殊的叙事视角和自我审视，阐明了一种“混淆”：“罪人与非罪人，被审判者与审判者，战前与战后一代之间绝对划一的界线被置疑。负罪并非某部分人、某时代人的专利，批判、肃清也相应地不是某部分人、某一代人与生俱来的特权。”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通过这样一个坎坷曲折、荡气回肠的成长故事所昭示的命题是每一个成长个体要面临的，是对当下的社会环境和人的局限性共同造成的成长困境极为深刻的反思，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