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个世界 永恒的作家》

渴望痛苦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清醒。

如此看似悖论又像有理的语句往往会被称作格言，而这句仿佛带着巨大的精神震撼，不是从笔下流出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滚烫言语，虽然出现在本书主人公创作生涯后期的代表作《群魔》里，它的主人却不是在26岁那年即以《地下室手记》令别林斯基刮目相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历尽劫波，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以饱经磨难，初次听到他当时的伙伴、被后世尊称为“无***主义之父”巴枯宁说出这样的语言时，他其实正沉浸在生活赋予他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之中。那时的他，正凭着耀眼的才华成为圣彼得堡文化艺术圈的新宠儿，连沙龙的漂亮女主人都对他青眼有加。但即便如此，想到作家日后“枪下留人”的独特经历，还是会让我们觉得，这样的谶语，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避免的宿命。

正如“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在漫长的俄罗斯文学史里，大部分被读者记住的名字，背后总藏着些不甚愉快的往事。生活条件优渥如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精神的苦闷也许来自专横凌虐的父亲，以及在上者对人世间悲苦或轻或重的感喟；至于家道败落如蒲宁者，虽然也有“贵族”的名衔，就不只要面对精神的压力，“讨生活”更是切切实实避不开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再往上追溯，俄罗斯这个总体文化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准的民族，依靠其文化和宗教传统中绵延不绝的“苦难与救赎”元素，也造就了众多以探求人性（特别是其中的黑暗和拯救）为终生追求的大家。绕过已被研究得烂熟的《白夜》、《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发表的一个写作提纲已经显示，这份名为《大罪人传》的写作提纲虽然只是一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却是作者成熟期最为成熟的作品《少年》、《群魔》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灵感之源。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他既会对小伙伴郑重其事地宣称：“上帝就是我”，也会因梦想破灭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偶尔怀疑上帝的存在，后者让他“恶心甚至反胃”。小男孩是作者单纯的想象还是确有所本我们不得而知，可要不是生活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孩子（抑或他其实就是作者本人），他也不可能成为沙托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模板”。

事实上，哪怕没有十年苦役流放对身心的严重摧残和难以弥合的创伤，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坚信，“没有上帝”的“理想社会”并非笃信宗教、天性善良温顺俄罗斯民族的正确选择。而只有笃信基督，崇尚爱与宽恕的宗教感情和顺从谦卑的精神，俄罗斯民族才能成为“人类美的理想”，世界也“将通过俄罗斯思想得到伟大的复苏”。

诚然，思想与现实之间总有无法弥合的鸿沟，我们也无从了解，作家沉迷于轮盘赌，究竟是想借此遗忘小女儿的不幸夭折以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苦难，还是单纯的追求刺激，抑或想靠它摆脱彻底的窘境。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了象征和想象的世界，他笔下的大部分人物，生活在一个无法生活的环境里；这样的艺术，其形式和内容都是形而上的，与其同民族前辈和后人的作品都很不同。他努力要表达的东西永远无法说明，因为那意味着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哲学。以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永恒的作家”系列的开首一本，想必也有这样的深意在其中。

弗吉尼亚·伍尔芙把针对某些文学作品的导读或介绍比作垫在摇晃的桌子下的啤酒杯垫，那么作家的传记是否也不过是置于早已不再使用的老式精致壁炉上的合影相框，让锦上有花，却又并非必需？这本陀氏传记的作者多米尼克·阿尔邦生于1904年，去传主在世时间并不远，他原籍俄国，定居法国后从事过记者等和文字有关的行业，并翻译出版了大量陀氏的书信，是1969年版电影《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编剧。以这样的经历和对陀氏文本的熟悉程度，阿尔邦的传记结合了历史文献和对作品的深入分析，为100年后的我们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激情和传奇的一生打开了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