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九三年》：听那利剑与斧头的对话

“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得造成的人。”

“我呢，”郭万说，“我倒喜欢荷马造成的人。”

——《九三年》

西穆尔丹与郭万这两个灵魂，一起往上飞升，一个灵魂的阴影和另一个灵魂的光华混合在一起。至此，一七九三年，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人们已然掌有着惶惑的自由——冲突和对抗无所不在，并以暴力的形式扩大地表现出来。

看看那些对立的事物：保王党与共和党，白党与蓝党，旺代与巴黎，拉图尔格与断头台，“国王万岁”与“共和国万岁”……所有的一切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都因为追求伟大而具备了人的某种特质，没有生命的实物也被赋予了人们意念中的教义的观念。如果要把这样的行为结果归咎于时代的话，我们不如从时代人物的性格命运窥探出一些理应与不该。

从阶级划分，朗德纳克与郭万同处一处，西穆尔丹伸出第一阶级；但从革命趋势看，西穆尔丹与郭万投身于共和大军中，企望一除以朗德纳克为代表的封建君主制度的根基。小说表面上看是代表保王党的侯爵朗德纳克与代表共和党的子爵郭万的阶级冲突，但我认为小说实际上是揭露了人道主义的华彩，因而主要冲突的双方是忠于残酷冷漠的法律与原则的西穆尔丹与高举人道主义火把的郭万。在这篇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的小说中，虽然有着场景从布列塔尼到巴黎而后又深入旺代的几经转换，虽然有着众多人物如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阿尔马洛的悉数登场，我们仍然在纷纭的描写和议论中看到了几个激动人心的章节：《真理的两极》与《地牢》，其中关于革命、法令与人道、人性的争辩，在一前一后的两个布局中，逐层深入，精彩激奋，深化主旨，。而构成这两章争论的主人公，正是西穆尔丹与郭万。

故事的结局不禁令人联想到悲剧，只不过雨果的浪漫情怀为这样的结果增添了思考与讨论的余地与注脚：革命是什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形式与手段达到我们革命的愿望？

无论是《九三年》，还是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常常会唤起我对“革命”二字的思考。按照中学课本的教育，用阶级分析法去审视过去和现在，即旧与新，革命在许多历史事件里表达出了破旧立新的含义。摒弃旧式的，创造新的，旧式代表落后与腐朽，新近代表进步与活力。也许有人反驳，不对，我们有“拿来主义”，并没有全盘否定过去。

可是，一旦我们使用了阶级分析法，如若理解与运用不当，就会有可能陷入“阶级斗争之学”的非此即彼之中去——根据整齐划一的标准，为事事贴上标签，令人鼓舞的标签在丧失理性中杯无限扩大为标志，令人消沉萎靡的标签在混乱中更不为人世所容。但在事实上，也许我们连令人鼓舞和令人消沉的标准都那么整齐划一，甚至模糊不清、随势而趋。我们当然明白进行断代工作需要一个醒目的事件标志去分割，但承认其存在不代表认可其合理性。将标签无限放大也许使人忽视了其本身特具有的价值，更甚的是忽视其他细节的价值。

除开阶级分析法的另一种分析路径是价值分析法。我们与其探讨革命双方的现象与状态，不如尝试去揭示革命的应然状态或价值属性，即回答革命应当是怎样的。革命应当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宏大而令我无法陡然把控的话题，回到对《九三年》的思索：“伟大的事物往往酝酿在看不见的事物当中，在看得见的工作后面，有看不见的工作，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工作是残酷的，看不见的工作是崇高的。”我们看到的革命往往是使人丧失天性、扼杀人道的，也许是缘于其抹杀了细节决定的价值，小看了历史的惯性。如果没有史书的记载，那些史上从未被记下名字的普通人所深切体验到的进步，其实是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比如从哪一年开始他们获得被公平审判的权利，从哪一年开始他们走在大街上不再恐慌，又从哪一年开始他们可以不再被他人随意划入组织或群体，从而真正自由。存在以时间的形式呈现出来，如若一刀切去一千多年中世纪的黑暗，那么文明存在的根基是否也会随之动摇？如此说来，革命之“破”，不如更其为“纠正”，给革命者一种宽容与包涵的气量，给革命者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时间放慢，增加理性的介入，降低残酷的程度，人道主义也会随之深入。

但万一人道泛滥成灾，法律与原则何处安身？

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只能容许二者存乎一心。尽管现实是绝对的共和国，但心中永远对理想的共和国抱以向往。

要攀登高远，必须看到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