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邻居暧昧的余杰，暧昧的《“暧昧”的邻居》

大约四五个月前，我在楼下的折扣书店随手翻书。时值隆冬寒夜，空落落的街上人影渐薄，夜风却汹涌如江水漫堤。书店的小店员穿着厚厚的棉服，在角落里倦怠的搓手，随时准备熄灯打烊。仓促翻书，仓促付钱，余杰的日记体随笔集《“暧昧”的邻居》便这样买下来。

读余杰，是初高中时，按时间来看，正是余杰北大毕业前后。反观自己，我并不掩饰曾经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是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至深的启蒙读物，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迷恋余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近一次买余杰的书，应该是02年长江文艺出的《压伤的芦苇》，再后来因为学习开始紧张至抓狂兼阅读兴趣转向，读余杰的日子渐渐远去。

2003年9月，余杰以一个学者的身份随《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摄制组访问日本，行程半个多月，访问近百人。这本书正是余杰回国之后根据笔记、谈话记录、书信和参考资料重新整理而成。对于余杰而言，显然迫切希望通过赴日访问和这本书的写作，改变自己“多么地不了解日本”的状态，因为“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重要环节”。半个多月的日本之旅，无疑另余杰感慨颇多，谈及对日本的再认识，余杰在引言中除了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谨慎和自谦外，更是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优越感——“如此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日本社会，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也难以做到。”正是这段话和“余杰”二字勾起的年少阅读回忆，诱我在仓促中买下这本书，然而坦率的讲，全书读罢却是让人失望大过希望的。

一

先说有关“暧昧”的问题。余杰自《火与冰》开始，出现于公众视野面前，自始至终都是以明晰而恒定的姿态面人。作为一个秉持着严肃写作立场的思考者、写作者，这种爱恨交织，时而真挚深沉时而痛彻肺腑的姿态，我相信是余杰写作时的真诚使然。《“暧昧”的邻居》一书，看得出是余杰用了心思的写作，但真诚创作之余，却让人觉得态度中偶尔闪烁几丝刻意的痕迹。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暧昧的邻居”之“暧昧”，既有借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拿来主义”，也有余杰所谓“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很相像的国度，也是一个与中国最不一样的国度”的切身感受，当然后者原因怕是更多一些。

我曾看过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大约是讨论“暧昧”一词借用的问题。评论认为，余杰简单的把大江的“暧昧”作为对日本的定性概括，却并未在书中做出关于“暧昧”的外延性阐释，即“日本是如何暧昧的”，可谓表现差强人意。我对这一观点持部分认同态度，认同的是除了全书的引子以外，我确实没有看到余杰在书中对日本的“暧昧”做深入的言说；不认同的是我更愿相信全书的重点不在“暧昧”而在“邻居”。全书中，余杰自始至终把日本界定在“与中国最不一样”的位置上，而正是这种一衣带水却“最不一样”，才有了所谓的“暧昧”——毕竟，“了解日本”的直接指向是“关怀中国”。至于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使用了“ambiguity”一词，与中文“暧昧”的语义有些微出入，余杰“拿来主意”的用来定性是否合适，我觉得更多是翻译学上的事情了。

二

再返回头来说姿态问题，当余杰确定了将日本作为“与中国最不一样”的认识基点和“了解日本、关怀中国”的写作立场之后，其对比与批判的姿态便自然形成。于是，凡文中写到日本社会、习俗、风物时就自发的与中国做一番高下对照。要说对照是必然的，百余年来中国学者介绍日本性格、文化时也多有比较，但余杰的比较对照却动辄分个“高下”，再冠以痛彻心肺的语调便有些造作。如“十月七日”日记，写到日本民间对待兰学，也就是我们所谓西学的态度时，余杰做了这样的比较：

“在中国民间，无论是士林还是普通百姓，都比官方更仇恨西方的一切，乃有绅士与农民合作酝酿出的义和团运动；而在日本民间，却以学习西方为光荣，一般人皆将有勇气接触西方人和西方知识的先驱者看做豪杰。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其实早已决定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

权且不论将中日两国近代化成败归结为民间对西学的态度差异是否全面合理，单是这一比较本身就显得待于商榷。中国青少年的近代史教育成功之一，在于勾勒出一幅还算得上清晰的“西学东渐”脉络图，几个发展阶段的划分也算讲的明白。实际上中国自17世纪初期，便开始有步骤的引介西方经典科学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徐光启与利玛窦所译欧几里德之《几何原本》以及中国进士李之藻等联合诸多在华传教士10多年间所译亚里士多德之《逻辑学》共计30卷——尽管18世纪的闭关锁国使得这一段“润物细无声”的西学东渐过程被迫中断，显得有些不成体系，但毕竟较之日本要早得多，士林的态度也宽容得多。至于日本兰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西方解剖学的引进与实践，中国还是要早了大约百年。到了日本兰学发展的繁盛时期，中国正值道光年间，大批有识之士再次掀起了引介西学的浪潮，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魏源、姚莹、徐继畲等。彼时的日本，幕府对有关西方的一切都进行了苛刻的限制，日本的兰学者为了了解西方，有时还不得不借助中国流传过去的西学出版物，魏源的《海国图志》正是其中之一。

反过来说日本，也并非如余杰所称，“以学习西方为光荣”，实际上，中国有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日本同样有专事迫害兰学传播者的“蛮社之狱”事件。所谓蛮社，指的是日本兰学者成立的研习兰学之社团，1839年，时任德川幕府首席老中（幕府最高官员）的水野忠邦命鸟居耀藏逮捕了20余名兰学者，主要兰学领袖渡边华山处以终身监禁、小关三英自杀，日本兰学遭到重创。日本06年有一部动漫作品《天保异闻妖奇士》，正反映了这段历史，说的是水野忠邦时代江户，存在这一个秘密神社，专门秘密抹杀当时进入日本的外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妖夷”。这部作品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背景介绍，可以用来佐证当时日本民间对待西方的态度：

“故事展开的天保年间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与外国势利用武力敲开日本国门德企图两者矛盾正深的时候。日本国内庶民食不果腹，底层武士阶级进一步没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的西方文化，又对上至将军家老，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本片中所提及的『妖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化物和妖魔，而很多是根据日本民众对西方文化一知半解，然后与民俗传说融合衍生出的产物。”

动漫作品毕竟不是历史，但日本兰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高野长英晚年的经历却可以说明余杰所谓民间皆奉与西方接触者为“豪杰”的说法并非全面。高野长英在蛮社之狱中曾经潜逃，后来又天真的自首，一直被关了5年，终于盼到了牢房失火的天赐良机才再次逃脱。此后长英辗转各地，5年后当其第三次混入江户时，被旧友告发，在家中遭到袭击，搏斗而不敌，最终自刎身亡。

其实要我说，余杰这段文字所下的评价，起码有轻率之嫌。至于其引用日本启蒙家福田渝吉褒扬兰学先驱的文字，鉴于福田同学早年曾经是兰学学生，其思想明显带有西方功利主义色彩，实在是有点自说自话的意味。

此外，书中不止个例的提到日本诸多文明先进之处，例如出租车之干净，地铁、机场之有序，城市环境之优秀，言辞中总让人有“城里的月亮比乡下更圆”的感觉。03年的中国，确乎存在余杰所谓种种不文明不先进之现象，时至今日却也大有改观，而且大有继续改观下去的势头，不见得非要在文字中大言以惭痛彻肺腑方可表达作者彼时的感受。

三

余杰为这本书命名为《“暧昧”的邻居》，在我看来有些一语成谶的味道，这注定了作者的写作过程和作品挥之不去的暧昧气质。

依前文叙，余杰是跟随《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摄制组前往日本的，这就注定了其无论行程还是所访谈之人，多与近现代中日关系——甚至可以狭隘的说，多与中日间的战争恩怨——有关，而远远不似其在该书封面上所说“如此深入而广泛的接触日本社会”。从余杰的为该书撰写的引子和整本书的姿态上，我浅薄的揣测余杰希望通过这本书为读者展现一个全景式的日本，所谓“广泛的接触日本社会”，但细读发现一切有价值的精华仍只集中在近代中日关系反思方面，算得上真正的“深入”。因此，这部书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一部分为余杰此行的主要目的所在，可称为“近现代中日关系之我见、之我想”，其中包括对东史郎、王选、松冈环等的采访记录很有阅读价值；而另一部分，我想可以称为“东邻志异”，点到为止的涉及彼邦之文化、风物、习俗等，凡探讨日本民族性之文字，又多引他家之言绝少个人见解，实在有些鸡肋的味道。以全景之名却仅力发一点，此该书“暧昧”之一。

余杰写这本书的目的，除了“了解日本”，更是在于“关怀中国”。凭借着余杰的一贯禀赋，书中凡是涉及中国者，均表现的爱恨交加。正如前文所写关于余杰的写作姿态问题，让人觉得这一次余杰有些“爱，不知如何去爱；恨，也不知怎样去恨”的感觉。中日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地理差异、民族性格与心态、现代化起步的早晚与程度的深浅，或者还有其他各种因素。关怀中国，不仅仅需要如秦晖评论余杰时所提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面对新装的皇帝喊出一句“他什么都没有穿”，更需要以决绝的勇气和超前的远见道出中日差别的本质和学习的方向。当然这有些苛求余杰和他的作品了，但作者书中隐约流露出将当下日本先赋的判定为文明与先进，再与中国进行高下比较的态度，还是显得有些暧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