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戏剧化现实与娱苦》

湖南卫视将《变形计》定位于一档“新生态纪录片”的栏目，即以真人秀+纪录片的拍摄模式全程24小时对交换身份的双方进行跟拍，通过后期的剪辑和主持人专家在演播室的点评相结合的方式来作为节目的噱头。

让我很感兴趣的是这种节目形式是否真的就如湖南卫视所标榜的那样真实和原生态呢。参考我的观看经历，我觉得《变形计》其实更像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电视剧。主角的身份是真实的，主角生活的环境是真实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偏离了真实的轨道，或者模糊了真实的界限。

我很想客观地评价这个节目，就如同这个节目想客观地呈现变形以后的真实一样，其实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倒不如坦然承认这种主观，并在这种主观情感的引导下抵达更多的意义。

一.戏剧照进现实

首先，我主要想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我认为这档节目所展现的真实有待商榷。

1.参与者：

节目参与者一般是通过报名经过节目组制作成员的筛选或者节目组主动寻找的方式获得参与节目的资格加入进来的。参与者双方必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网变》、《城市痛点》、《春天有多远》几期节目里的主角有着非常明显的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以及在这一身份基础上可想见的一系列强烈对比：富足之于贫穷，顽劣之于早熟，懒散之于勤劳等等。

这样的二元对立，已经为后面的矛盾冲突埋下了必然性的伏笔。原本这样两种身份在真实生活中是不太可能产生交集的，而《变形计》通过人为的方式将两者互换了身份，就使得一种隐性的差距以非常直观的方式暴露出来，农村孩子高占喜到了城市以后的那种震惊和手足无措，北京的小学老师苏磊来到湘西乡村所见到的人们生活的贫穷和破陋，通过镜头，这种贫富差距不再是我们脑海中的想象，而成为镜头里如此触目惊心的画面。

在某种程度上，《变形计》其实是满足了观众猎奇的心理，一种窥探我们日常生活所无法接触到的场景的愿望在这个节目中得到释放和满足。

2.节目叙事

《变形计》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线索：一是跟拍两个参与者七天生活的纪录片风格的镜头构成的双线叙事，一是时时插入进来打破原有叙事节奏的演播室里主持人同心理学专家的谈话。

在纪录片单元里，不时会有旁白对拍摄场面进行主观的解读，两位参与者七天的生活用一种悬念式的情节设计串联在一起，这一点十分类似电视剧每集在高潮处结束并伴以下一集预告来调足观众胃口，吸引他们继续看下去的模式。明显是编导刻意要用这种悬念和冲突来实现了节目叙事的戏剧化呈现。在这一点上，《变形计》同一般的电视剧并无本质区别。

在演播室单元里，主持人和心理学家面对面，对前一段落主人公的行动和遭遇进行主观的揣度和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并为主人公下一步的行动做出预测。同时场外观众也可以通过发短信投票的方式参加入讨论当中。这样，参与者的行动成为了一个故事的片段，是我们可以通过理性分析来做出预测的。记录单元瞬时成为了进行时态的电视剧，参与者的行动瞬时成为了专家和观众共同欣赏的剧情。

3.人为表演

除了节目制作本身，参与者难道不存在表演的成分么？无论拍摄者怎样标榜自己镜头的客观性，不可回避的是，被拍摄者时时可以意识到镜头的存在，以及隐匿在镜头背后的观众的目光。所以，不管他们真实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在镜头前一定会有着异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语言，这种表演并不一定是虚伪做作的，但一定带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夸张和变形。

一方面，参与者面对摄像机镜头时行动中有着不可避免的表演成分；另一方面，这种事先身份的悬殊造成的冲突和震撼确实是切肤的，当事人的震惊与痛苦并非虚假。这两者，就使得一种戏剧化的梦一般的现实成为可能。

4.后期剪辑

这种说法也许很偏激，但作为一个学过拍摄和剪辑的专业学生而言，镜头是多么富有主观建构性的方式，我们所看到的镜头背后有多少被删去的不为人知的镜头，镜头与镜头的组接是一种多么具有暗示和比喻效果的手段，在剪辑过程中个人的主观看法是如何影响了人物的展现，我太清楚了。正是这种清楚，让我明白，我所见到的不过是编导想让我见到的，我所感动的不过是编导想让我感动的，我的认知和情感通通是在他们的预期和引导之下的。这种隐形的操控，让我感到难过。因为真实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对节目并不重要，节目只是试图塑造可以打动观众情感的人物图景而已。

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拟真的世界，真实从非真实中重新调制出来。节目制作者通过影像来帮我们建构出一个互换了身份后的充满新奇与感动的世界，而实际上那样的世界根本上是不存在的。《变形计》正是创造了这样的一种超真实(hyerreal)，让观众沉浸在一种与真实有着奇妙相似性的非现实之中。

二.苦情戏

当我第一次看《变形计》的时候，我脑袋里只有两个字：娱苦。

不错，我承认节目每一段的情节都感人肺腑，当事人的痛苦和悲情在镜头里是如此让我动容，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当事者的处境之中，不可遏止自己的泪水夺眶而出。然而当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感动是被设计出来的，是编导刻意想达到的目的时，当痛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把玩和欣赏的东西时，我眼中的这个节目就变成了一个***裸的悲情的展示台，残酷地将参与者的现实处境和挣扎痛苦暴露在观众面前。当事人尤其是弱势一方的尊严在这种居高临下审视的目光里不堪一击。

而这档节目却很符合观众的心理需求。在看到那些生活在贫穷和艰苦中的社会底层的人们时会产生对自身处境的满足感和自我感动的怜悯，在观看过程中他们深深沉溺于一种虚假叙事的悲情，如同观看一部真实度很高的悲剧。

所以，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娱乐，一种以娱苦为目的的，极其残酷的娱乐。

当然，这并非《变形计》这个节目首次定位在娱苦的这种受众诉求点上，娱苦不过是大众传媒为了吸引受众关注的又一惯用手段罢了。君不见日日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上连篇累牍的现实悲剧故事，民生节目里社会底层的灰头土脸，我们看着这些或许嘘唏或许鄙夷或许无动于衷，对于我们而言，他们是比我们低下的，不幸的，值得同情怜悯的弱者，我们向来喜欢通过同情和怜悯来体现我们的优越感。只不过《变形计》用了一种与众不同更为煽情的方式罢了。

真正的高占喜或者吴义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我们很有可能会不屑一顾，甚至投去鄙夷的目光。而当他们出现在节目里，将自己的心酸和痛苦直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被感动了，他们的痛苦勾起了我们的怜悯，我们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但仔细想想，这感动里有多少是对他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又有多少是对自己的庆幸呢？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档节目也确实可以提供给观众一些思考的东西。正如吉登斯提出的观点，电视访谈节目提供了专家观点和受众参与这样一种通俗的混合体。《变形计》通过纪实手法和专家谈话的方式将中国目前存在的社会贫富差距、青少年网瘾、离异家庭孩子教育等等问题重新语境化，来唤起大众的思考。这种形式显然要比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一类节目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个人的情感，个性的展现，或者更富“人情味儿”，观众更容易被这种煽情的形式所打动，新闻或者访谈这种拘束的形式的征服力相比之下就相形见绌得多。同时将个体的生活场景搬到屏幕上，由于人物自身的真实性和周遭环境与发生事件的客观性，给人带来的震撼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节目播出后，很多热心的观众纷纷联系节目组希望能帮助这些处于弱势群体的参与者们，或者在网络上发表看法进行热烈讨论。

然而，这种对主角命运的关注并不是长久的，随一期又一期的节目，这些感动我们的人很快就在我们的记忆里淡化，而他们却因为这档节目可能受到极大的创伤：

《不舍的村学》中的乡村教师吴义伟在见识了北京繁华后，在参加完节目后，表示明年一定要出去打工，不再教书；

《网变》中的魏程在参加完节目后，受到各个媒体的轮番要求采访的骚扰，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原本在节目中获得的感动也许会因此变了味道；

……

生活不是电视剧，《变形计》电视剧版的七天生活之后，他们又回到各自真实的人生轨道之上，而他们的外在和内心都已经起了变化。在短暂的煽情教育之后，如何直面惨淡的人生，节目提供不了答案，却将问题推到了他们的眼前。

后记：也许我的观点过于偏激，作为一个广电专业的学生，一个未来很有可能从事这样工作的人，似乎是应该抱着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去看待《变形计》所提供的节目范本，但当我目睹了节目中弱势一方参与者的震惊与痛苦时，我无法遏制自己痛心的眼泪，不是为煽情的剧情设计，而是为他们内心真实的无助和悲哀而感到难过，因而再无法做到客观冷静。

参与这样的节目对他们而言真的太残忍了，观众也许会因此增加对社会贫富差距、青少年教育等等问题的关注，城市的参与者也许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但那些来自农村的人们心灵所受到的创伤由谁来安抚？他们的命运又有谁可以帮助其改变？

《变形计》的停播是个明智的决定。

电视工作者应该设计更适当的节目形态来呼唤人们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至于推动变革的进程。

《变形计》这样尝试的努力本身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