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房子《窥视诗人》

《蓝房子》是我第一次买的北岛的散文集，此前我不曾买过他的任何著作，不是嫌他写得不好，而是机缘不到。我一向认为，对于中国诗人，读他们的诗就够了，文章可读可不读，中国诗人没几个大才，在诗之外还要将别的文体写通顺，这就太为难他们了，要知道他们多是一不分行就显出文盲本色的。北岛才华并不大，能写上好几本散文随笔（我一直没搞懂啥玩意儿叫随笔），让人比较服气。

北岛在后记中承认，这本散文是为了养家糊口，为某电台“作家手记”专题节目而写的。因为要考虑到受众是“听文章”，所以他要选择一些有趣的、画面感很强的细节来写，潜在地满足听众的“窥视欲”。而我购买这本书，目的也是“窥视”，看看那些国外的名诗人们是怎么回事，看看北岛在海外的生活是怎么回事，而并不是要学习、要批评……这也是我读完此书后发现自己无话想说的原因。诗人的散文，当然比专门散文家的更脱俗，但我仍然不曾见过将散文写得极好的中国诗人。

诗人写散文是一种退化，是在诗歌上已经明显力不从心的选择。诗人做评论是一种提升，写散文则相反。我一向这样认为。北岛的意义在于他的诗，而不在于他的散文，这是因为他的散文只是记录，只是描述，而非开创。诗歌史上诗歌散文评论都做得好的诗人不少，但北岛不属于这一类，他只是时代高峰上的幸运者，他不是一个天才，更不是一个大师。

在北岛笔下，诗人们总是在闹笑话，生活都不如意，非常符合我们通常对诗人的描述：穷酸、疯狂、不正常、惹事生非……不管中国外国，对诗人的看法一般到此为止。是不是诗人天生就比干别的行当的人低一个档次呢？比政官商人更糟糕呢？未必！在娱乐媒介欠发达的时代里，诗歌与诗人充当了人们的娱乐对象，人当曾经将诗人当作神、英雄、明星……“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朗诵》）诗人自己不误会自己了，但民众的误会却还在，他们或者因为心理惯性而继续关注诗人，或者因为存心看“高尚的诗歌”出糗而盯着诗人，这两种心理机制放大了人们对诗人的嘲笑与鄙视，在媒体的夸张要求之下，这种放大终于变成了对“诗”的恶意丑化。而出于对媒体要求的回应，北岛这些文章中的诗人，几乎与小丑并无二致。而我一样认为：诗人这个身份并不比别的身份高尚，但也并不低贱。

对诗有兴趣，关注诗就行了，别管诗人。我非常鄙视那些谈起话来就滔滔不绝地神化自己的“大师”、“先锋”们，也讨厌那些关注诗歌轶事甚于诗歌的看客们（我自己也未能全部根除这种看客心态），让诗歌回到它自己的纯正里去，让诗人回到他的孤独里去，这才是正常的。

北岛写了许多国内外的诗人、文人。最让人敬重的是高尔泰，“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领导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他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证人高尔泰》）

这让我想起一个禅宗公案。某一天，德山禅师让侍者叫雪峰禅师过来，侍者便去叫：“雪峰，师父叫你上来！”一听师父叫自己，雪峰急忙赶过来。德山看到雪峰在参禅时竟然一叫就来，便说：“我让人叫雪峰，你就真的来了。关你什么事？你来干什么？”雪峰无言以对，似有所悟。

读完此书，又有几个人“似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