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柳堂集《论再生缘》

看《论再生缘》。陈寅恪用的是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式，也是西方人写论文做研究的方式。他在西方留学多年，这种方法显然是早就掌握了。说这是“西方人写论文做研究的方式”，是因为当初胡适这样提倡时，曾经引起不少风波，如果这是中国学者从来就用的研究方式，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要真正领会陈的研究，恐怕必须是也做同样研究，对史料也有相当了解的人。我们外行只能借此了解一些皮毛，随着他的穿针引线，看他抽丝剥茧，旁征博引，通过考证个人生涯来一步步展示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如果是研究文史的学生，实在可以拿这篇文章做博士研究的论文范文（虽然陈寅恪的学识功底远远不是一个小小博士研究生可以攀比的）。

尽管陈寅恪自称这篇文章只是个人消遣之作，但是行文之中，常可看见这样的文字议论：

“吾人今日观此等礼部规定之具文，苟证以当时八旗军官之实况，即了然于官僚政治，凡所粉饰，多设科条，自衿整饬，不过供干禄求荣者之利用耳。良可叹也”。（《寒柳堂集》34页）

“秋帆身后，其子孙以隧道之文属之兰泉者，非无因也。由是言只，桂生之请兰泉序其祖之诗文集，表面视之，虽颇平常，然察其内容，恐不甚简单。后来汪毕虽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受宰，致位通显，则此一序甚有关系。通习古今事变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为叹息者也。（37页）。

可见他并非仅仅对一部有关风花雪月的小说及其作者感兴趣，全不管其他。而他在文章中竟然插入这样一首自己写的赏花诗，就更是令人惊讶：

回首燕都掌故花，花开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59页）

当初没有人对他这些话穿凿附会，加以讨伐，也是怪事。不过，我觉得他写《论再生缘》是做文史研究，其中抒发的议论是对所研究对象（作品、作者、历史文献、社会、人）的观点和看法，有人说《论再生缘》是借古讽今，那未免过于牵强。

陈寅恪毕竟是史学家，而非文学家，所以这篇著作在讨论《再生缘》的“语言、结构和思想”时就只是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并不像做历史研究那样，在纵横两个方向展开比较研究。但是他指出过去人们总认为《再生缘》有很多重复冗繁之处，所以算不上优秀之作，实际上这有失公允。因为荷马史诗这样大家公认的长篇诗作也同样很多重复冗繁之处，这并不影响其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方面将《再生缘》与荷马史诗相比，实在是见解非凡，或许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真的借此论题展开一番比较研究。

同《再生缘》这样的弹词一样，荷马史诗也是“弹唱”给公众听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荷马史诗起源于口述文学，是先有“口述”，再有书面。长诗中诗句的重复出现是当初演唱者帮助自己记忆的一种方式；而《再生缘》却显然是先有书面文字，重复冗繁则似乎没有必要，除非这种重复本身就是当时所有弹词的一种固定形式，作者只是因循惯例而已。

再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对《再生缘》的简短评论。看过陈的考证，就知道郑的研究实在粗糙。谈到写作时间，郑只是直接引用了《小说考证续编》的一段文字，说是“婿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女士谢膏沐，馔《再生缘》弹词”。甚至还说：“端生写到第九卷时，又因随亲远游而搁笔。”至于已婚女子为什么还要随父亲远游，则没有任何解释。又说“写到十七卷时，她的生活上一定遇到很大刺激，作者的情绪突然地凄楚起来……像这样的情绪在前十六卷中，我们是得不到消息的”。也许她在这时有了难言之隐……。”似乎写前十六卷时丈夫被流放边疆不算“难言之隐”，丝毫不会影响写作情绪似的。

不记得自己是否买过《再生缘》这本书，找到一个网站，有全文，其中还插入陈寅恪和郭沫若的相关评论：http://www.my285.com/gdwx/qt/z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