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元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脑》

在《国富论》问世之前，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提出了“考察人性”。事实上，斯密的三部曲（《法哲学论》未完成）是要对人类社会的本质作一个统一的考察和解释。但后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只把《国富论》作为了本源，于是就有了“理性人”的假设。

与其说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无意忽视了“人性”的重要性，不如说是在那个时代，还没法对“人性”作出科学的考察。斯密所能考察的“人性”，也仅仅是通过内省。类比着来讲心理学，无论是早年行为主义与“意识”分道扬镳，抑或后来认知心理学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人脑，这两种科学手段的背后都有着与经济学当年共通的情形：对“意识”做科学的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当时还无能为力。

而如果时间跨越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以“意识”是没法科学地研究来质疑相关学科的新进展，那就不免有些和时代脱节了，但科学从来都是在受着公众如此这般的质疑中成长的。试问万有引力没问世之前，日心说没问世之前，又有几个人相信“力”是可以科学地研究或者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而几百年过去后，万有引力和日心说已然成为了常识，纵使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力”也没有离开地球去观察过它的运动。

几个世纪前，人们觉得自然界的物理运动就是个“黑箱”，那么神秘又琢磨不透。当牛顿力学横空出世的时候，一时间，人们欣喜地觉得好像可以拿它来解释一切了。我们回想起这些“往事”，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一旦说到意识这个“黑箱”也正在打开之中，有些人就开始嗤之以鼻了，就有如牛顿力学之前的人们不相信“力”的那副神情。“力”怎么着也是物理世界的，可“意识”是人身上的呀，怎么就可能研究清楚呢？研究清楚了人还干嘛呢？但愿几个世纪后我们的子孙能够像今天我们说起自由落体一样轻松地谈论着大脑的思维吧，到了那个时候，有新的“黑箱”等着他们咧。

甚至我们会想，要是在斯密的那个年代“人性”就已经可以做实证研究的话，今天的经济学会不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而现如今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经济学的冲击，或许由不得它在“理性人”的基础上去不断修正了，也许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詹姆斯到华生，科学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范式革命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经济学给出的认为人才会有的理性模型，被生物学和心理学证实在近亲猴子甚至鸟类中都有发生，简直是浑然天成。这么一来，“理性”的概念就受到了挑战。同样的，经济学中的无比重要的偏好、效用（成本与收益）和博弈，加上“自由意志”等一系列原本脱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实证概念都面临着挑战甚至改写。并不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有仇，相反，来自实证的发现将极大促进人文社科的发展，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些成果。事实上，神经科学家就借用了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和模型来阐释大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是在神经经济学的领域，生物学（进化论和生理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边界已经相当模糊，它们在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融合着，也需要相互借鉴。拿《20世纪思想史》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众多的思想方法、众多的学科正在汇聚起来讲述同一个故事”，即“诞生于20世纪的大叙述”。我们都想搞清楚的是，人是个什么东西？“思维”或者“意识”到底是干嘛的？我们不会仅仅满足于知道大脑在还原论层面上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大脑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为什么”。

早在1898年，托尔斯坦·凡勃伦就循着达尔文的先声写道：“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那时，距20世纪仅两年。等到两年后的1900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闪亮登场，孟德尔的“遗传因子”重见天日，看来凡勃伦的问题提得早了点儿。现在该是回答的时候了。

【附】关于本书的简评

书名“神经元经济学”错得体无完肤，后记对此的辩护显得班门弄斧。

序言写得比较扭捏，连“梦幻”和“肉身”这样的文学词儿都出现了。

导言写得清晰简练，基本上把正文几篇论文表达的主要想法都讲到了。

正文重点是《神经科学如何为经济学塑型》一文，其他几篇互作补充。

附录《怎样科学地研究意识》回应了对意识研究的九个诘难，很思辨。

正文加附录的论文都是同一位研究生翻译的，他却没能出现在封面上。

有些心理学和生理学术语译法很不专业，有些经济学概念我很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