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想象“七十年代”》

1978年12月20日，在北岛的记忆中，这个日子异常清晰。

那一天，一场大雪覆盖了北京城，在三里屯附近，几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陆焕兴，加上北岛，共计七人。此前几个月，这里作为北京鲜有的城乡之间“两不管”地点，经常成为他们的讨论据点。这些年轻人在共同筹办一本文学刊物，甚至不只一次为了选题内容争得面红耳赤。而从这一天前，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一天三顿炸酱面，夜里一起去解手 ”。“工程”完毕那一夜，他们来到东四十条的一家餐馆，为了这本油印文学刊物《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第二天，北岛、芒克蹬着三轮车，决定“要将《今天》贴遍北京城”。

30年过去了，这段冬眠在记忆深处的经历重新浮出水面。2008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北岛发起了《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命运多舛的《今天》杂志，如今也有幸在香港维系它的命运，坚持出版。

这些当年创办《今天》的情节也被选作北岛回忆七十年代的文章《断章》的开头。事实上，北岛不单单描述了自己对于七十年代的私人记忆，同时作为编者，邀约了 30余人，和李陀共同策划编辑了《七十年代》一书。这本书于去年年底在香港出版。在一度由《八十年代访谈录》引发而至今未曾消饵的“怀旧热”浪潮中，这本书的出版，或许会重新将人们带入那段尘封已久的过去。

我的记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而由于年少无知，留下的都是斑驳不清的碎片。在整个世界由于飞速变革而日新月异之时，作为新生代的我们，思考却愈发混乱而没有方向感。在这样的时刻，一些人似乎更愿意踏上一趟回顾的列车，去寻找一丝理想主义光辉和一个时代独有的印记。或许，这就是七十年代带给我们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对于未曾经历过这一时代的人来讲，这样的阅读让人既兴奋又沮丧：一段段鲜活的个人历史勾勒出整个七十年代鲜为人知的一面，这不可能不让人兴奋；但是当发现课本上的所有叙述往往成为了解历史的绊脚石，深深的沮丧便油然而生。往昔的时光，竟蹉跎于完全相左或干瘪无味的史实。我们竟然在那些对抗之中，完成了对自己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如同警察与赞美诗，或是暗恋与桃花源，在一个舞台上讲述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故事，这其中有所有新鲜优美的体验，又有最痛彻人心的描述，让人觉得那个时代已经久远，又值得永远怀念。

曾经采访过一位画家刘丹，这位自称在上世纪因国内第一宗涉外婚姻，需要***亲自批条的人物也感慨说，我们这代人，动不动就活了几辈子了。那些三十年前的岁月，说起来的确像是隔了一个世纪。那个多事之秋，在这些人生命之中引起共鸣的是作为集体记忆的几件大事：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1977年终于恢复高考，星星画展……当然，如陈丹青所言，“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这是绕不开的话题。但在所有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中，尤其看过了《历史在这里沉思》这样的厚重文本，看《七十年代》中一些文章春风细雨似的追昔叹今，更得人心。

苏珊•桑塔格曾经说，作家的首要指责不是表达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关于那些消逝已久的历史，我们听到过太多参差不齐的声音，以及被选择和筛检过的记忆碎片。30年后，陈丹青终于“斗胆写出这一真相”，“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这一天，等了好久了”。北岛也记得那一天，几个人“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猝不及防”。可这并不代表毫不悲哀，只是在那样一个异常压抑沉闷的年代，再简单的情愫也拥有了异常复杂的含义。追悼会那一刻，北岛身不由己的站起来，只是不明白，“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现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北岛妹妹，当年游泳时因抢救他人遇难），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年代？”

当然，在那些“大事记”的背后，则是庞杂而细琐的私人记忆，像是隐匿在时代大幕后的符号：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岂止是偷书，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关门读禁书，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作为海贼的邓刚……，都带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怆感，甚至可以说是戏剧性的魔幻色彩。而这些人，有的不久之后成为了当时所称的“社会青年”（社青），对于这样的人，朱正琳更直接的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只是咫尺之遥”。

对朱正琳的个人命运而言，七十年代是以锒铛入狱开始的，凿洞偷书，说起来就像古人凿壁借光一般，都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如在井底一样，不时雀跃一下，窥探一丝光亮。在处处弥漫着军事管制与武装干涉的氛围下，朱正琳渐渐也深感习以为常，“吓多了，仿佛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当时每年春节都要进行所谓“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又被称作“杀年猪”，对于这种示威性质的行为，人们也见怪不惊。但当时朱正琳的另一种想法则是，“有一天我也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这让我想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段文字，“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惊惶自扰。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于废墟之中，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怀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这是一种颇为艰难的工作。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那种麻木不仁或是在酸楚之后挤出的一丝笑容，是每个人应对时代做出的不同选择。诗歌成为了主要的寄托之一。在七十年代人人都写旧体诗的时候，郭路生（食指）的诗，为北岛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而这首《相信未来》，也影响了一代人，“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像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 /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当蜘蛛网无情的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七十年代，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一片，拍摄完成的《中国》也在当时演变为了一起政治事件，“ 误读和杜撰”一时成为盖棺论定的用语，这种情绪甚至至今弥漫——西方对东方永远充斥着深深的偏见。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关于偏见的偏见？有时候不得不感激时间，30年后，终于听到了正常的声音，陈丹青至今认为“《中国》是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而且“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随后这句话似乎让人想到第六代导演的一句集体声明——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对于那些在八十年代初离开的“老知青”们，30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推移，更是空间的转换，重归这片土地时，感受到如陈丹青所说的“记忆的错位”，在现实与记忆中一时恍惚。“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但是11年后，当陈丹青再次选择火车来感受故土时，发信清晨六点被吵醒的列车播音依旧是“东方红”的音乐，随后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他发现自己依旧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通过这些“七十年代的人质”的细述重温那段历史，或许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可以保有一份对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三联书店也将在年内出简体版，不知道这次的差别，会不会像是两个《色戒》，或是两个《投名状》。毕竟2009年，有好多的纪念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