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天堂到地狱的距离》

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我们明明是怀揣着充分的热情和120%的努力去投入新中国建设，为何最后却得到这般蹉跎的结果？我们明明以为自己在修筑一条通往幸福与繁荣的道路为何路的尽头却只有贫穷和奴役？我们明明试图建立世间天堂，为何得到的却是人间地狱？

——佚名

1687年，《自然哲学及其数学原理》出版，书中万有引力以及三大运动定律的描述标志着经典物理学范式的建立，运用其理论可以对小到一片落叶大至整个星体的运行轨道做出准确预测。这使得18世纪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拉普拉斯由衷感叹：“这位智者（指牛顿）能够将宇宙最庞大的物体的运动以及最微小的原子的运动都归并为一个单一的公式；对于它来讲，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因为过去像未来一样，永远展现在他的眼前。”随着牛顿力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空前成功，人们不禁对自己将把握自然的缰绳这一猜想毫不怀疑。

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无不时刻影响着社会科学领域人们的思考。而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科学，因此许多政治理论和学说都是以人性的假设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其中有的理论始于人性善恶的道德判断；有的理论发端于人类有知还是无知的基本假设。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给予了有知论者充分自信的理由：他们热衷于发现类比于科学定理的社会规律，想以此为原则和依据构建一个美好的社会，就像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探索客观规律并以此造福人类一样。他们对人的理性抱有最大的信任，他们凭借极大地热情和美好的愿望一心一意的试图设计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这样的有知论者，哈耶克将其称为建构理性主义者。

建构理性主义蔑视和贬低非理性的或者未被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它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因而人能够根据理性原则对社会作精心规划，并尽可能地抑制乃至铲除一切非理性现象。它还认为，道德、宗教、法律、语言、文字、金钱、市场等一切文化制度都源于发明或设计，都是“精心设计之物”。建构理性主义认为所有有益于人类的制度在过去都是人们在明确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可欲结果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因此人们在未来也应当按照这种方式去发明这样的制度。

与建构理性主义相对的是进化理性主义，他们认为所有人的知识都有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或者掌握终极真理；人类的相对无知性是无法弥补和不可克服的；我们知识的局限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够克服的，它们的作用恰恰在于使我们认清这种局限。进化理性主义者主张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他们认为独立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会比单个人或某一组织有意识地调节社会取得更加恢宏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理性认识本身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种规律的总结或发现，而只是关于客观世界某种自然秩序的主观重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

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对于人类无知状态的不断看法，直接影响到了其各自对人类政治潜能的估计，并最终构筑出风格完全不同的理论大厦。建构理性主义者对人类政治潜能的高估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全知的假设没有给可错行留下空间，因而也就否定了自由存在的必要，自由之所以必不可少就是因为它为不可预知、不可预见的事物留下了空间。而全知的建构理性主义则要求人们始终走少数人所发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的要求势必导致政治上的过度强制和暴力，因为它不承认每个人都有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权利。而把发现真理的权利和垄断知识的资格教给极少数的“全知的”天才红太阳。在21世纪的今天，各种实施独裁和专制的幌子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大多都寿终正寝了。然而，我们依然要不断提醒自己：我们的无知如此重要。警惕那些过度膨胀的自信往往变成“致命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