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者驽钝法律学子的骄傲——读《弑君者》有感

法律人的骄傲与无奈

我曾经的同事徐璇的译著《弑君者》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徐璇和我一样，都曾就读于法学院，但最终因为种种机缘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英文似乎应该用practice这个词？）。我们都曾混迹于媒体，在上海一条很安静也很有格调的小马路——绍兴路的一个办公室里，我们曾经邻坐。我第一回看这个异常年轻的当了母亲的女生的文字，便觉得老天在造人天赋时仍旧是不公平的，太棒，以致让我怀疑我自己的能力。共事的时间短暂，除文字之外印象深刻的事只有一次到杭州做一个与企业家交流的活动，在车上徐璇突然问我，从事媒体与法律交叉的研究会怎样。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下一步触动人的心灵，但是他人永远无法给出正确的意见。我记得这个问题，却不记得给出了怎样的答案。我自己行动的答案是离开媒体，也不从事法律，而是回到金融业。

直到今年3月里一天，徐璇发给我《弑君者》部分译稿、封面和商讨一个短语的译法时，我猜想这就是对当年那个问题的回答。

书尚未出版时，徐璇告诉我邀请了***老师作序。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读者来说，这本书真是一个穿越时空，勾起人无限回忆与感慨的奇妙组合。

今年是2009年，我第一回知道***老师的名字是在1998年，贺老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当时我正读大学二年级，那篇文章以及紧随其后的多篇争鸣文章让我们这些读法律的年轻人热血澎湃。《南方周末》曾经宣传它的“传看率”，就那篇文章来说，在我们班真是洛阳纸贵。

随后便是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拉开了序幕——“依法治国”、“法治”这两个词汇让一些老法律人热泪盈眶；而“法律职业化”和“司法独立”这两个命题成了当时研究者甚至实践者的追求。

2003年，***老师热情地参与了“孙志刚事件”后联合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在学法律的人看来，是向理想中的***迈进的步伐。我还记得2003年11月，我们学院的新教学楼落成典礼，邀请***老师来演讲，演讲完后，我们一起去吃晚饭。那个寒冷的秋夜，我们说到了《南方都市报》，说到了司法改革。苏州百步街上并肩同行，激扬时事现在回想起来，仍让人觉得激动。

后来，在纽约，葛卫德(Whitmore Gray)教授把***老师的一个传真交给我，传真的内容便是《复转军人进法院》，算是一份历史的记忆。拿到徐璇译的《弑君者》时，我又从故纸堆里把那个传真件找出来，想从发黄的页面中探寻一些当年理想的气息。

2008年，***老师本来要前往浙大法学院任教，后来却最终没有成行。这距离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恰好十年时间。

2009年，***老师前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

我没有和徐璇交流过为什么她会在毕业时选择媒体为业，但猜想理由之一应该是有一些骄傲的理想吧。我的女友一直都不甚理解为什么我会以曾经就读法学院为骄傲，其实并不是说高考考分、职业自我认知，以及可能赚到的钱这些东西；而是在血气方刚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个改革的大幕拉开，而且日日见到学校学院里满眼“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以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然在精气神上会有所不同。

也许是因为站在法律外看法律业者，会让人有更多元的视角。我曾经问徐璇估计会有多少法律业者愿意来读《弑君者》这样一本不教人赚钱，不教人厚黑，只能给人多一些历史信息以及一些感慨的书。答案似乎是不乐观。不过4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季风书园的畅销书排行榜，《弑君者》排第四，倒让我感到有些出乎意料。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的工作都要求我出差，我也因此得到在全国不同地方碰到老同学的机会，他们多数从事法律职业：或为律师、或为法官、或为检察官、或为警察，也有从法院调入***部门的。我碰到我本科同学，她当时成绩最好，放弃了报送研究生的机会，到了一个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因为工作突出，语言能力不错，正参加中国与欧盟的一个法官培训项目。这本是一桩好事，但她最大的忧虑是单位能不能全额报销她在京的住宿费用。

“我们法院内部实际上都已经不提法律职业化和司法独立”一个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学说，“法院也得参与‘阳光工资’，相比在***机关的公务员，我们活多，压力特别大，挣的钱和当初入读法学院想的差距甚远。我们省院还好，忙不过来还可以抽调中院甚至基层法院的人来帮忙，基层法院压力更大。”

我的另一个做律师的同学今年过完春节和我抱怨：“我去法院立案，10多个案子只给我立两个，其实就是法院现在有结案率考核压力，干脆就少立点。”

统一司法考试、法袍、法槌、律师袍，这也许是上一轮司法改革可以看到的现实成果，而今的无奈也许又为下一轮司法改革做准备吧。

犹如早年深夜看Discovery

徐璇最早发来了若干个封面的选择问我意见，我的选择就是如今出版的这个封面。因为这个挡住查理一世脸的设计，传达出一种诡异的气氛，让人想到“断头”以及那段历史的波诡云谲。

应该承认，我被这本书迷住了。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21世纪初，我国电视节目开放程度提高，有电视台一下子引入很多Discovery的节目在深夜播放。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你仿佛亲临现场，去追寻淹没的历史或者去听医学神探断案——有旁白，有表演，真是精彩极了！

“接下来轮到约翰•库克出场了。他站起身，展开录有公诉书的羊皮卷——他以共和国副总检察长的名义在这份公诉书上签了字。他开口了：‘尊敬的主席……’，就在这时他感到肩膀被国王的手杖重重地敲了一下。‘等等！’查理命令道，又戳了库克一下。库克不理会他，继续向布拉肖德说：‘尊敬的主席，本人受本高等法庭之命为完成……’此时他又挨了国王的第三次杖击，由于用力过猛，杖上的银尖头脱落了。国王示意库克把它捡起来，库克没有理会，他深吸一口气，面无表情地看了国王一眼，掷地有声地宣告发来意义上的审判正式开始：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

大厅里肃穆寂静，国王在他数千名‘臣民’惊诧的目光中，俯下身，从库克脚边的地板上捡起了手杖的银尖头。当时的主流新闻是这样报道的：‘他弯腰捡起来，迅速塞进口袋。这被认为是个不祥的预兆。’从这个时刻开始，库克永远不会被饶恕——因为国王在这个时刻被迫屈身，几乎伏在了检察官脚下，而与此同时，发来程序则完全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着，表明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对发来颐指气使了。”

王权原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跌下神坛的。我们高中历史书上强调的是更有标签性的词汇“光荣革命”、“克伦威尔”，法律不见踪影。

《弑君者》跟着我出差的旅程来到宁波、太原、珠海、南京、秦皇岛、北京。我甚至将其遗忘在海南航空的航班上，迫不及待读完的心情，推动我去陕西南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园再买了一本，直到我出差回上海有机会落地虹桥机场，才从失物招领处取回这本书。

徐璇的文字很是绮丽，她的文字组合有一种让人折服的具象感。我一度担心，对于这样一本严肃的著作，她该怎样译呢。现在看来，还不错，文字精到，传情达意。

我在豆瓣网上看到有读者评论翻译，认为没有传达出作者杰弗里•罗伯逊先生的那种共和派的感觉，认为也没有传递出原书的气氛。我认为这样要求过于苛刻了，须知虽然现在我们受到的英文训练已经让我们可以应付工作以及与外国友人日常交流，而要深入到灵魂深度的阅读与交流，恐怕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非得是母语不可。相教我之前看到的太多顶着著名法学家、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不知所然的法律译著，这本已属上乘之译。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即法律文章的范式。法律学术界很瞧不起没有用“法言法语”表达的文章，但让我感觉有阅读清新感的，让我如饮甘泉的却不是那些所谓重点核心期刊的上的学术文章。试举一例，有一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法庭的故事》，是一个叫黄鸣鹤的法官写的，亦是请***老师作序，这本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让人对中外法庭的发展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后来再看美剧《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有译为《律政风云》）算是颠覆了以前读书时老师对我国法院体系一些批判以及对英美法院体系的不切实际的赞美。若非有现场感的媒介来介绍，你又怎能知道全貌？某位在某重点大学的一年出N部书的著名法学教授，本是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数年，最后出的书居然以德国民法类别上居多，而这些德国书倘若有渠道，都可在台湾找到繁体字版本。那么关于一个法律事件，一个时代较全面的了解呢？少有人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所幸是由一个相熟的同辈人做了这件事，让我也生出很大的自豪感来。我忍不住又会生出一个疑问，这本并非法律出版社出的书籍，会有多少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来采购，又会有多少外国法制史的老师会读这本书。须知现代诉讼及法律援助的一些原则便是从库克滥觞。

让我们走着瞧。

宏大历史中迷人的细节

相较绞杀国王的前半部分，我更喜欢看后半部分历史人物在经历“反攻倒算”时的表现。我希望看到是人表现出来的挣扎，从中获得力量；而非神表现出来的笃定超然，我无法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

人是会因着自己的好恶而重新解读历史的。我所就读的法学院有很多历史上的光环：比如我们进校教育时就知道“南东吴、北朝阳”，“律师出东吴、法官出朝阳”，意思是民国时期很多著名律师都出自东吴大学。一度《南方周末》上发表为《元照法律词典》造势的《被遗忘的法学精英》写到了这样一个法学功底深厚，却晚年生活凄凉的东吴法律学人群体；一度《东京审判》在全国热映，让我们再度认为我们继受了东吴英美法学的传统——所有东京审判的检察官都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是多么牛掰的一件事！

甚至2003年，我们学院得到一个“大财主”王嘉廉家族基金会捐赠造的大楼落成时，我还参与了学院简史的写作，我甚至一度为这1949年前的部分可以在院史陈列室中被访客、被历届学生读到而洋洋自得。

后来，我更愿意去探寻那些在上海档案馆里的那些20世纪初照片上风华正茂、衣着光鲜的上海青年男女法律学子每个人的生活。我一度认为我刻意夸赞了那段历史，直道我查阅了康雅信（Alison Conner）教授写的《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我才稍有安心，因为写在墙上的历史另一个美国人也写过，而且相互对照还算客观。

我甚至去拜访过华东政法学院的两个退休教授，他们都在《被遗忘的法学精英》中被提到过，有一个老教授家中墙壁斑驳，但论及法学来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宝库；另一个是基督徒，却知道如何躲过劫难，他告诉我文革中不碰法律，保存实力，文革后立刻归队的趣事。说实话，看着他们，听他们的描述，心里真是相当难受和憋闷的。

因此，我很想知道那些可以成为标杆的人在做出历史性决定时，他们究竟受到怎样的指引，他们不害怕吗？他们那个时代如何平衡利益？书中很多细节能让读者对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全面了解，才能领会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1650年1月1日，库克受克伦威尔之托，带着妻子乘破烂军舰赫克托尔号前往爱尔兰进行司法改革的旅程，海上遭遇风暴，在众人失去信心时，库克却恍惚间梦见与耶稣的对话：“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死呢？”主正色问他。库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因为我死了就不能在世上弘扬圣训了。”……一船人躲过了那次劫难。

克伦威尔认为过去爱尔兰法官的低薪是导致职位空缺、腐败滋生的原因，于是他慷慨地许下一笔1000英镑的年薪，想要吸引著名的剑桥学者约翰•撒德勒来都柏林。

库克当时在爱尔兰适用简易审判的过程中创下3个月内判决六百多个案子的奇迹——平均每天裁定七个案件。

王政复辟后，对“弑君者”进行审判，我们可以读到库克对于自己辩护的设计思路，无论是质疑陪审团组成，用“不拒载原则”（我认为“计程车原则”翻译不能传情达意，这是唯一与徐璇意见不同的地方）为自己辩解，甚至考虑文告上名字的拼写错误都能看出库克还是希望能够活下来。一个终身以法律为事业的人，在一个肆意践踏法律的体制中要用法律手段让自己活，定是有自己的难处。我猜想第二任妻子及女儿的生计是库克很难放下的原因之一。他甚至希望死后财产能保留作为妻女生计来源，但是查理二世却将其作为复辟有功之臣的奖赏。

让我感慨的是库克并未靠乞求偷生，而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自己辩护。我想到了戊戌变法时一根筋的谭嗣同，能逃走，却求死，颇有些异曲同工。

我还注意到一个震慑人心的细节。克伦威尔的私人牧师休•彼得斯在审判查理一世时为统一人们思想做了很重要的布道，但是在自己被审判定刑时却表现得很懦弱，神离开了他，他必须以酒精麻痹自己，直到他亲眼目睹完对库克残酷的行刑，他突然来了勇气，他对郡长说道：“你刚刚在我的面前杀死了上帝的一名仆人，你想使我害怕，可是上帝已经赐予了我勇气。”说完，他独自走上台阶，低声祷告后，微笑着跳下了绞架。

感人深处

读书，我总会去读作者或译者的致谢，特别是向家人的致谢。上次读到一位台湾的朋友感谢他的母亲不断的好奇心和提问让他保持了不断探究大陆的热忱。这次看到徐璇写道：“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先生，是他一直以来毫无条件的理解和体谅支撑我终于能把这件事做完。父母替我们照看两岁的孩子，每天将他带出家门，只为给我一张安静的书桌，希望等他能看懂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谈笑论国事。而我这个法学院中的驽钝学生，在游离出这个行业几年后因缘际会邂逅这本书，重新唤起了内心深处对法律的感动与共鸣，这是全身心翻译本书一年来最大的收获。回归最初的信仰，前路道阻且长，这收获将在今后的路途中永远鼓舞着我。”

也许因为亦曾是驽钝的法律学生，觉得这段话深入肺腑。我问徐璇她的下一步，她说也许会继续求学向法律深处进发。今年年初，一帮朋友一起吃饭，徐璇说到壮游。希望这是她新一段法学壮游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