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茶座《杨荣国研究：敌人的失败不等于自己的胜利》

最初知道杨荣国是在《非常道》上，里边有一段就是杨树达表达了对杨荣国的不满，而***作为权力的最高峰选择了站在杨荣国一边。我们可以说，***在革命和学术之间选择了革命。对于***而言，他是一个非常喜好读书的人，他更是一个善于读书并且活学活用的人：他的学术素养是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时至今日我们无法抹杀掉***的功劳的原因之一，他有自己的功底在，这是没法抹杀的。当然他对于一个新中国的建立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我们无法抹杀的。可是，我想强调的是，***选择了杨荣国，就是选择了革命，就是在抬高革命，就是贬低了学术，这是***的败笔。我看了这篇《“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之二）——关于杨荣国先生》最大感想就是陈诚在快死的时候见李敖所说的话：我现在终于明白，敌人的失败并不等于自己的胜利。

我希望能把这句话送给***。那时的他已经得意忘形了吧，看到自己能够领导着一个过去的力量弱小的党打败了强大的国民党，他觉得自己能干成一切事情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想到国民党的失败与它自身的腐败有重大的关系，国民党的失败能代表着自己没有丝毫的失误与缺陷？就能代表自己所作的一套都是不变的真理与经验？在对待学术上，***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以革命及迎合政治程度来判断其质量与地位，我不得不说，这与国民党似乎没什么两样，国民党以学者们对自己的亲疏程度来判断学者的地位，都是如此吧！当然***后来的做法连学者的生命权都无法保护了，似乎比***还狠一些——再穷困潦倒，他们还是能找个教育上的工作，养家糊口吧！

那谁是杨荣国呢？现在他的名字基本上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中。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可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到处作报告，写各种供人学习的文章。与今天的学术超男超女们一样，上报率很高（今天是上镜率）。我不得不想把这两类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点，但是结局会不会有相似呢？来时如洪水猛兽，去时也不留痕迹？一个是政治选择，一个是传媒炒作，但是一样的是功底尚有欠缺。不过，谁知道呢？

我们先看一下他自己对自己的评述。据其弟子李锦全回忆：“他（杨荣国）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出身于名牌大学（上海群治大学毕业），亦没受过名师指点，学的是教育，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参加革命后做的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是他自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形成自己的观点。”这还是比较公允的。杨荣国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自己对经商并不感兴趣。回到家乡长沙作了中学老师，抗战爆发后才加入当地文化抗日协会。他是1907年生人，抗战爆发后他已经30岁了。但在抗战的过程中他得以结识当时中国顶级的一些文化名人，因为这批人的向大后方撤退。他接触的都是一批左派的革命抗日分子，像郭沫若、茅盾、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即原来就是湖南人的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廖沫沙、黎澍等。但并不是说杨荣国在这里进行了政治投机，但是结识这些人对他的帮助绝对是巨大的。假如没有抗战，他可能还是一个中学老师，至多能做到中学校长。但是，人生的际遇，又怎么能够说的清呢？

我们说杨荣国不是政治投机分子，还因为他为抗战和革命事业是做过贡献的，他是曾经坐过牢的。李敖就曾经指责那些***分子，根本没有抛头颅，洒热血，坐穿牢底，就想吹嘘自己。像李镇源说许强是为***而死，实际上是因为是共产党而牺牲。杨荣国就在抗战时期，三次流亡，从长沙到邵阳、到桂林南宁、到重庆。他经常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抗战时期加入了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到广西师院从事历史教学，与其他人一起将桂林变成民主堡垒。内战爆发后为了以合法身份从事理论斗争加入民盟，介绍***的著作，并且因为支持学潮被捕关押到南宁监狱。

杨荣国是自学成才的，这一点其实是无可厚非的。钱穆也是自学成才，原来只是个小学老师。但是，杨荣国毕竟不是钱穆。当时正在的社会是剧烈变化的社会，杨荣国关注着社会。他一直热心事业，参与抗战，发表文章，他的研究也是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指导来进行对古代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很早的确立了将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思想。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著作《孔墨的思想》，即是对当时的国民党借助于孔孟的道统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所以，钱穆的研究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研究，虽然他对***心存幻想，但是还没有乱了章法。而杨荣国的研究已经夹杂了太多的政治成分，而我认为杨氏在其中也已是无法自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模式。

他在湖南大学期间杨树达对他多有不满。因为杨国荣及谭丕模的功底太差，杨树达指出文学院长杨国荣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用金文、甲骨文错误百出，谭丕模并《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但是，他们三个人竟然一并被评为了六级这个最高级别的教授。***收到杨树达反映情况的信后竟然不回信，杨树达只好自己来“承认错误”，***还认为“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但是，杨树达还是写信给高教部部长马叙伦说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湖南师范学院院长。当然，杨荣国被调到中山大学，谭丕模则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可是，杨荣国一直在领导岗位吧。可是与这些左派学者相比，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都在这个新的环境中难以适应。原来学问并不是考虑学者的主要评判标准了？一个新中国的建成，肯定要奖赏有功者。新王朝建立时都是如此，这也无可厚非。他们流了汗，流了血，难道还要被打入冷宫？但是，学术界是一片特殊的空间，它与政治不能挂钩，它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一片领地。政治可以有欺骗，可以讲利益，但是学术是讲责任的，讲求真求实。因为你这一代学者不可能瞒天过海，不能堵住后代的嘴。这就是我们若干年来中国一些不好的传统，让知识分子附在政治之上，政治也从不听学术研究出的真知灼见的见解与战略性的考虑。

可是，杨荣国这左派学者最后的命运，似乎也说明了学术对于“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需要。杨荣国在早期共和国的多次意识形态中锋芒毕露，在批判胡适、梁漱溟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刘节。但是，在文革初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受到严厉的迫害。毒打、妻子成了精神病溺水身亡、扣发工资等。但是，在江青的“四人帮”主政时期，因为四人帮的习惯，他们喜欢用理论杀人，所以杨荣国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运动中，他又谈起了自己业已形成的批孔的思想，但是此时只能说是毫无学术价值的帮派文章，到处作报告，在报纸上发文章。所以，最后趟了这样一趟浑水。

文革结束后，他迅速的倒了霉。他从高级别的病房一次次的降级，甚至有谣传说他抢了周总理的名贵特效良药。这时他倒是显出了知识分子的特性，特感委屈，心情郁闷，1978年8月就去世了。知识分子一般而言都是很纯粹的人，杨荣国应该并没有什么争权夺利的想法，当然最后纪委的结论也认定他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的思想仍然也是表达着他一贯的思想，在抗战时期就形成的思想。在那时他写的《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和《孔墨的思想》中他早就持“扬墨抑孔”的思想，而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也持这种思想。或许是“四人帮”利用了吧。

但我不得不说，杨荣国难道没什么问题吗？他的古文小学功底很差的话，他研究出的古代思想能说是古人的真实意思吗？如果你连古人的思想是什么都不清楚，你又凭什么去研究古代思想呢？同时作为一个搞历史的人，是非黑白都看不清，真理在哪一方都站不准，你这不是白学了历史？连自己都救不了？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在被一小撮人利用？你能不明白？你都是教授了！当然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有点虚荣心在其中，有点官瘾在其中。他或许没当什么大官，但是一直过着很优裕的生活，因为他的级别很高；当的不是什么特大的官，但是还能管不少事情。自己还是个文化人，不管在什么时代，对于那些人人们骨子中还是有点崇敬的，因为他们是凭自己刻苦学习而成为有知识的人，他们一般讲道理而不野蛮。而后来他又有了那么多的讲学的机会，对于传播自己的理论，知识分子是最喜欢的了。可是贪了一时的痛快，在临闭眼前，他却是带着痛苦离开。

但是他强调法家，并不是什么过错，就如今天过分的强调孔教一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是真正的好环境。在学术研究的队伍中，存在观点分歧是在所难免的，侯外庐就曾经说，在抗战的时候，就拿史学来说，同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彼此的学术观点大相径庭，对具体疑难问题的歧见，更俯拾皆是，就是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

所以，人做事的时候千万别过火，你得了一时的痛快，早晚还是有人笑话你，鄙视你。而对于当今的某些学术超男超女们，我觉得，你们最好讲自己最有把握的研究领域，还要见好就收。否则，你留下了那些影音资料，只会给后人留下把柄。尤其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只凭卖弄文字的出头者，还是请消停一会吧。杨国荣式的学者是掉进政治中不能自拔，而现在的某些学者是掉到了迎合舆论中不能自拔。

其实谁没有一点不光彩的事情呢？这些大学者都有。对于胡适的爱乱关心政治，钱穆的抛家，熊十力的坏脾气，还有冯友兰加入“梁效”的大糗事，大家都有耳闻。但是，他们还有研究成果在。有这些书在，历史就不会抹煞他们，我们也要正视他们。可是，杨荣国如果功底不强，他留下的书恐怕是经不起锤炼，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看他的观点，一味地只是强调孔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总是强调孔子的“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倘如只是给别人扣阶级帽子而不去亲自地仔细地忠实地评价其思想，恐怕太过简单了。这告诉我们的是，还是拿出点真东西吧，纯洁的活一场，因为生命的确就这一次。

敌人的失败不代表着我们的胜利，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啊……在那次混乱中，有许多学者没有坚持，像杨荣国、刘大杰、舒芜、冯友兰等等，他们曾经试图借助政治斗争维持自己的较好的生活，而陈寅恪、梁漱溟、刘节、容庚等一直坚持不批孔，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在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梁漱溟说过，冯友兰为人有老庄的成分，他们就不像儒家那样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那么忠实、那么不随风转舵，冯友兰好像有点玩世不恭。或许真是这样，冯友兰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以为人生呢，不过是浮云一场，而这些运动也不过是闹剧一场，青史早晚也尽成灰。这似乎就是一种没有信仰的中国人的现象吧。曾经有人说过，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要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后人如何评说。也有人说，孟子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信仰“义”，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我觉得这些都不错，人还是要有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别人怎样说，这样早晚贻害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