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时代《如果历史在当代重生》

如果历史在当代重生

在106岁的时候，出生于1902年的安·尼克松·库波尔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2008年11月，作为亚特兰大的一位选民，她的名字出现在奥巴马的获胜演讲中：“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这一切听起来如此遥远。

毫无疑问，在过去100年里，美国发生的变化是难以想象的。而从190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是这个国家剧变最为惊人的50年，它们为后来的一切确定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原则和基础。

这是一个国家从世界边缘走到舞台中央的50年。它很容易引发我们对自身的联想：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我们的军舰巡航在亚丁湾，北京奥运会的荣光还没有黯淡……一切似乎都在印证汤因比的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这是一个大转型时代（The Big Change）。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以此命名他的着作。在这本书里，他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在1900-1950年代那个大转型时代发生的一切，以及推动这一切发生的力量。

现在，历史是否正在将他眷顾的目光从北美转移到东亚这片大陆？

或许，在太平洋彼岸，我们能找到关于大国崛起的启示。

世纪的开始

当106岁的库波尔出生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已经12岁了。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互不相识，但是却和所有美国人一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到来。

《大转型时代》的开篇，是1900年1月1日。艾伦这样描述他12岁的那一年元旦：“1900年的1月1日一大早，范科特兰公园是纽约人溜冰的好去处，天刚刚开始下起了雪。但严寒并没有冷却人们的热情。昨天夜里，他们聚集在下百老汇，庆祝20世纪的开始，或者说19世纪的最后一年的开始……”

在这名为《旧秩序》的第一部里，艾伦展示了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风尚、衣食住行。上流社会热衷于浮华而靡费的聚会，四轮和两轮的马车是主要的陆上交通工具，汽车和电灯、电话还是稀罕物，但是大城市已经有了有轨电车。而广播则要等到20年之后。孩子们通常受到的教育是，如果一个人勤奋而且节俭，那么致富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时候，城里人的风尚之一是在夏天举家去乡下消暑。冰块是冬天收集的，用锯末包裹着，储存在地下室。相比之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那时候妇女的服饰：“在任何季节，一个女人都要从里到外一层层包裹起来——衬衣、衬裤、胸衣、胸衣外的背心、一条或多条衬裙”，总之，一个有教养的女性，不应该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暴露出来，而且裙子总要有几英寸拖在地上。

在这些看起来过分琐碎的细枝末节背后，一些重要的力量正在悄悄积蓄。大公司学会了互相持股，组成更加庞大的控股公司。这一年2月，J·P·摩根买下了洛克菲勒的几家铁矿和安德鲁·卡内基的全部钢铁生意，组建的美国钢铁公司成为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商业机构。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数据是，美国有几十万人上过大学，他们或多或少学习了经济学的课程。

而在遥远的中国，大清***正为山东的义和团运动焦头烂额。这一年8月的时候，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其中2100名士兵来自美国。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山西。

作为观念的历史

在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中，许多技术上的革新是惊人的。福特开始用流水线生产一种适于普通人购买和使用的汽车，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试验他们的飞机，第一部叙事电影《火车大劫案》上映了，最初的塑料和人造纤维也相继被制造出来。

这一切，让人们不由得梦想，被解放的机械化将带来什么。尽管正在工业革命中高歌猛进，这时候的美国还是一个世界边缘的国家，文明的中心依然在欧洲。

当然，后来的历史人们耳熟能详：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始尝试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是大萧条，罗斯福用国家干预的手段成功避免了法西斯化；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超级大国时代开始了。

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50年中剧变的程度。在1900年，美国工薪阶层的人均年收入是500美元．而在1950年则增长到1600美元，登记在册的汽车由13824辆增长到4400万辆，电话则从33万部增加到4300万部。

这并非是《大转折时代》叙述的重点。它并不是一部编年史，艾伦更侧重于探寻推动着这50年变迁的力量。如作者所说：“一连串五花八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是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随之而变动的，还有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在1900年，美国人的形象是憨厚、朴实、粗野、勤劳，而到了1950年代，风流、时髦、精明则成了最常见的形容词。曾经多达26％的童工受到法律的禁止，黑人已经在名义上享受美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资铁律被打破了，广泛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被建立起来。

以下事实值得我们注意：在广泛的低工资和过剩生产造成大萧条之前，福特就一直鼓吹通过降低产品价格，提高工人工资来促进产品销售的试验；在企业对劳工进行无情压榨，并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的时候，新闻界自发掀起了揭露黑幕的扒粪运动；有色人种依然受到歧视，但是情况确实是在不断好转……

艾伦把这一切归结于“美国良心。”如果非要考证的话，它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带来的理想主义气质。《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曾对此做过精辟的归纳：“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的选民，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预先注定，人类也期望，伟大的成就来自我们的种族，我们感到了这些伟大的成就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其他国家必须快步跟上我们的后尘。”

历史在重现？

今天，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无法不随时联想起中国。托克维尔曾经说，上帝在北美赐给了人类一块实验场，使得一切社会改良的活动在这里得到检验。我们无法照搬这个实验场的经验，却可以从中获得某些至关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4倍；汽车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曾经是罕见的奢侈品，现在各个城市都在为堵车而烦恼；在2007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当年在北美发生的一切，似乎正在中国重新上演。

我们有着1950年代美国的朝气蓬勃，但是在一些地方却与1900年代的美国若有所似。比如生产过剩，廉价的劳动力无法提供足够宽广的消费市场，劳工的福利和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仍待建立，贫富两极分化亟待一种温和的再分配来解决。

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尽管在1840年之后，我们多次宣称与旧世界一刀两断，但时至今日，一些古老的法则仍在操纵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转，它们源自农耕时期长久的闭关锁国和内部消耗，弥漫着日益腐朽的味道，与现代化的政治和社会理念格格不入。

艾伦在总结“美国大发现”的本质时说：“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原先的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基本上会成为负责人的公民。”而美国人在大转型时代缩秉承的一个原则是：通过对制度一系列实验性的修修补补，使国家这艘大船平稳向前。而在这背后，是一群自尊自强，信心十足的公民，能够指望他们帮助国家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

在传统的历史教育中，我们试图向年轻人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的好运气，比如远离旧大陆的地理位置，恰逢其会的技术革命和世界力量洗牌。

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重复美国人的好运气，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我们这个民族站在当年美国人的历史轨迹中，我们是否能够像他们一样，准确无误地把握住每一次机会，并且及时修正自己的失误？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过分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