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现代的寓言》

立体主义的绘画，产生于对古典绘画的反叛，画家们不能忍受透视技法造成的立体感的虚假。画面实际就是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哪怕产生了立体感，实际上也仅仅只看到了一个面。于是立体派的画家们不用空间透视，把每个面所看到的都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让人感到空间交错感，在一个画面中看到多重角度的平面，以此感受真实。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是这个思路，世界本是一个多元的空间，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空间中，世界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乎人们理解世界也应如立体派画家一般，把每一个角度的画面拼贴起来，削平世界虚假的深度，铲除绝对真理的谎言。

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将通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探讨几个问题，透视后现代主义。

选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作为文本分析，是源于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的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 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正因为此，昆德拉可以充分理解读者的误读，于是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诠释他的文章了。

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道德的困境

托马斯是个轻重倒错的人，他不愿接受社会给他的ES MUSS SEIN(It must be)的重担。他十分赞成巴门尼德的精神，即宇宙是被分割成对立的二元，轻者为正，重者为负。他对这世上所有庄重严肃逼人的“ES MUSS SEIN!”十分恼火，于是他想把重变成轻。当他决定永远不见自己第一任妻子，当他得知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时，当他感到他再也不需要当医生时，他松了一口气。当他的儿子叫他签名，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政治犯，并告诉他这是责任“ES MUSS SEIN”时 ，他又拒绝了。他之所以选择特蕾莎，是因为六个偶然，特蕾莎是“ES MUSS SEIN”的对立面。

为什么托马斯要不断地逃避“ES MUSS SEIN”？难道仅仅是逃避责任的小人行径？然而当我们看到托马斯为了自己的良心，不愿屈从于斯大林的暴政，毅然离开了自己喜欢的医生职业，我们又似乎无法如此简单地用“轻重倒错”来诠释他。这轻重倒错的源头在哪里呢？道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大道已去的时代，所有一切道德呼吁都会变成虚伪的说教。这也是当时西方思想遇到的困境，理性主义高抬人类理性，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为解释世界的方案，最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宽容而彼此指责。同时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又把人挤压成单向度的人，人成了世界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这一切使得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排除一切绝对真理的重压，把那加给世界的ES MUSS SEIN踢出这个世界。

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先声，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一段对道德的论述：“曾经你拥有热情并称之为魔鬼。但如今你只拥有你的道德：它们出自你的热情。你在那些热情的中心植入了更高的目标：于是它们变成了你的道德和欢乐。尽管你属于狂躁之族，或奢靡之族，或迷信之族，或报复之族；最终，你所有的热情都变成了道德，而你所有的罪恶都变成了天使……道德之间的嫉妒、不信任以及诽谤也是必须的。看！你的每一种道德是如何贪图最高地位的；它想要你的全部精神作为它的先驱，它想要你的愤怒、仇恨和爱中的全部力量。每种道德都嫉妒其他道德，嫉妒是可怕之物。很多道德甚至可以自毁于嫉妒。那被嫉妒的火焰包围的人，像蝎子一样，最后转而以毒针刺向他自己。啊！我的兄弟，你不曾看到一个道德的自毁与自刺吗？”尼采提出道德的源头是来自于人的热情，而不是真理。

类似的阐述还表现在福柯叙述的权力-知识网络中，不是真理产生权力，而是权力产生真理。真理仅仅只是幻象，权力才是真理背后的语言。权力关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类社会结构，权力－知识形态有历史的断裂和形变，但无所谓进步可言。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疾病，而是一种知识建构、文化建构”。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维度。在古希腊，“张狂”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理性者的“明智”。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别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是在古典时期，疯癫与理性的交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到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标志着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疯癫归于沉默，精神病学的理性独白成为关于疯癫的唯一语言。这种理性就是社会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所以，尼采说道德之间彼此嫉妒，彼此诽谤，甚至彼此杀戮。比如希特勒因着要延续德国人纯正的血统，得到德国人的生存空间而大肆屠杀如同瘟疫一样的犹太人。红色高棉要建设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血腥屠杀柬埔寨人民，三年间竟有100万人死在他们手下。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屠杀，绝大多数是死在正义的道德的旗下，这不禁令人心寒。

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一次又一次逃开生命之重（ES MUSS SEIN）的理由，当所有的事物上升到理所当然的道德的高度，他就想要逃开。这个思想尤其表现在他写的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王的文章。“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的积极分子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对ES MUSS SEIN的逃避从托马斯，直到尼采、克尔凯郭尔、福柯等等知识分子。因为ES MUSS SEIN的背后是败坏了的道德权威，反应的是权力的意志，暗藏着恐怖的杀戮。这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二、 反叛媚俗-解构主义的正义？

“萨比那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最初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典型。……游行队伍走近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要证明那是他们应有的喜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表达他们应有的赞同。……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如此说。萨比那反对的是歪曲世界的全貌，强调政治作秀和道德作秀，把丑恶的一面遮掩起来。其实世上本没有完美，看到丑恶的一面并没有什么。正因为此，立体派画家们不愿用透视原理欺骗人的眼球，让人去幻想出圆形的蒙娜丽莎，而情愿将画面的平面感全然表现在人的面前，因为这就是世界。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在反对解释作品的媚俗。在1992年6月30日的一次访谈中，德里达回答了什么是解构的问题。德里达认为，应该把解构看做一种分析，分析的客体是沉淀起来的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话语因素，即我们用以思考事物的哲学话语性。德里达认为语言是理性的，是他解构的对象。他质疑西方哲学的传统，即“语言之外别无其他”，“文本之外别无其他”的逻各斯主义的中心观，解构是为了对抗语言的权威。所以解构主义不是为了创造新的语言，相反，它包括对文本的重讲、阅读和阐释，找出作品之中本身的矛盾，从内部拆破整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就是对作品的“媚俗”。

德里达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了亚伯拉罕责任的双重矛盾，一方面是伦理学的责任，另一方面是绝对性的责任。如果杀以撒，就是违背了伦理学的责任，如果不杀以撒就是违背对绝对他者的责任。其一是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命令杀死以撒，把杀子献身的举动来作为自己的信仰证明，给予（donner）这一词语表达“赠送（don）”的问题系列。真正意义上的赠送，不是为了“交换”，赠物一方和接收一方不许有相互性，甚至不应有精神负债。这就产生了赠送难题——赠送是不能表示赠送之意的，赠送一旦作为赠送出现就不是赠送了。然而亚伯拉罕对绝对他者说的“我在这里”实际就是一种赠送的表示，这本身就带有交换的意味，用超越伦理的信心去交换绝对他者的肯定。当然，依着他的逻辑走下去，耶稣也不是白白地给予，因为要信耶稣才能得永生，这就不是白白的，而是有精神上的负债。其二是亚伯拉罕牺牲了伦理学的责任，即家族，友人，社会，民族，国家等黑格尔所说的人伦共同体及彻底对全人类的责任，追求对绝对他者的责任，并且为了绝对忠实，必须保持绝对的沉默。在他把斧子劈向儿子以撒头上的那一瞬间，亚伯拉罕的行为将形成对绝对他者的赠送。虽然爱着以撒却又背叛以撒，这是确认伦理性义务，但又违反伦理义务的行为。然而在这时候，绝对他者出现，制止了这场违背伦理的行为，这说明绝对他者并不认可人们违背伦理。在德里达的眼里，绝对他者不是只有耶稣而已，而是所有他者都是绝对他者，他不会把这种牺牲看成是正当化的东西，因为宗教狂热分子都是分别在绝对他者的名义下，将其它他者们作为牺牲，主张给予此领土的权利，一直在反复流血。以撒的奉献，这种全部烧杀不得不说天天在继续着。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定睛于文本，从文本的逻辑出发，不隐藏文本之间的矛盾，让文本自己说话，使原本强调对绝对他者牺牲的经文，变成了绝对他者对“绝对他者责任”的制止，一切定格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呼喊中，与前面的亚伯拉罕的“我在这里”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构也是一种重构、重写，而更重要的是一种“肯定”。只不过它所重构、重写和肯定的系统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具有单一性、特殊性，解构就是对文本“系统性解释”的不和谐音。解构打开了无限重复的一个空间，使作为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哲学得以继续存在的一个质疑的空间，在对抗的过程中予以肯定的并在封闭时马上开放的一个空间”。

然而解构走到极致后要如何呢？如果解构也可以被解构，那不就落入了虚无吗？德里达却在此时亮出了解构不可解构，因为解构就是正义，但他却对这样的正义语焉不详。因为他不能忍受解构后留下的精神荒漠。就像萨比那背叛了弗朗茨后，她感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因为她背叛了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萨比那感觉自己周围一片虚空。这虚空是否就是一切背叛的终极？“萨比那说，媚俗是自己一生的敌人，但是她的内心深处难道就不媚俗吗？她的媚俗，就是看到宁静、温馨、和谐的家，家中母亲慈祥温柔，父亲充满智慧。……媚俗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无论是德里达还是萨比那，还是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虽然他们都致力于打破绝对真理的枷锁，但他们却无法逃避他们个体生命需要绝对真理的依据，否则就会落入精神的荒漠。

三、何为归宿？

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走到现在，就如同昆德拉描写的伟大进军，在一片难以置信的沉寂中不知该继续往前走，还是往回走。“伟大进军的光荣最终归结于行进者可笑的虚荣，欧洲历史的伟大喧嚣消失在一片无尽的沉寂当中”。然而昆德拉不满足于如此，也许他也如笔者一样试图探讨人类的归宿，于是最后写了一章卡列宁的死。卡列宁是特蕾莎和托马斯养的一条狗，但特蕾莎却从未把她当成狗来看，因为在托马斯与情妇在外的每一天，都是卡列宁在陪伴特蕾莎，使得特蕾莎认为她爱的其实是卡列宁，而不是托马斯。她对托马斯是权威主义的臣服，但她对卡列宁的爱是无私的，她不想从卡列宁的身上得到什么，然而卡列宁却以忠诚回报她。特蕾莎似乎在卡列宁那里找到了她的归宿，她的归宿是什么呢？“她远离人类。……她已基本认定了这个道理：根本不值得跟自己的同类好。……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

因为人类世界没有最终的归宿，尼采也是持这种思想的人，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市场之蝇”的那章里如此讽刺过民众，“一种真理如果只进入聪耳，他就称其为谬误和废话。真的，他只相信那种在世上喧哗的上帝”。一个真正的智者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进你的孤独中去吧”。是的，人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在人类世界中找寻“绝对他者”（或是“绝对真理”）已迈入了伟大进军的喧嚣，陷入难以置信的沉寂。然而，人却始终无法摆脱对绝对真理的追寻，这就是人生的荒诞——在找不到答案的地方去寻求答案。

那么在人类世界之外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无法由人类自己说明，因为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任何由人类提出的绝对真理都是可以被拆毁的。那么人又需要，那要怎么办呢？唯有一种可能，就是绝对他者真实的存在，并且他自己向人类显现。绝对真理自己显明自己，如同基督教中的上帝使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只有这样至上而下，站在人类世界之外的呼喊，才能真的成为人类存在的意义。

这样的绝对他者不是一种道德或者规律，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也不是真指圣经中的上帝死亡，而是形而上学的上帝死亡。真正的上帝不是冷冰冰的自然规律或者道德准则，他是住在至高至圣所，却与忧伤痛悔的人同居的上帝。他是会为他的羊舍命，哪怕一百只里有一只羊迷失都会把它找回的上帝。舍斯托夫评论说，普遍法则、和谐、至善的规则不能安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尼采给我们上的伟大的一课是，不能把上帝与道德形而上学的“至善”、“同情”、“兄弟之爱”观念等同，“必须寻求高于同情，高于‘善’的东西，必须寻求上帝”。因为上帝不是观念，哪怕最高的观念、至善的观念或至爱的观念。上帝是天父，爱是天父的行为，而非至爱的观念是上帝。同样的后现代主义对绝对的反叛，其实源于人类世界中僵化的道德和规律走到了虚无的困境，只有那位来自于人类世界之外，却愿意与人建立关系的上帝，才能超越这样虚无的困境，向人类显明自己成为人生存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