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天问》解疑天问为什么——解读吉家林之《屈原<天问>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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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天问”

对吉家林先生关于屈原《天问》的研究感兴趣，

认同他的科学精神，很佩服他的考究能力。

每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中国人，必然要对“李约瑟问题”作出一番自己的思考……

而屈原的《天问》，是中国古往今来最有名的极具问题意识的作品，因此我对屈原的问题感兴趣。

但因为自己阅读古文的能力几乎没有，所以一直想找现成的书来看。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吉先生对屈原《天问》的研究比较有科学性，比较有道理，而不仅仅停留于文字文学上肤浅的谈论。

平时喜欢读科普的我，最初知道屈原的《天问》，是高中时听到语文李老师提起……

为什么问天

爱因斯坦说“关键是不要停止发问”。

华罗庚说“数学家的头脑里不能没有问题”。

（即要时刻在思考着问题，要有充足的问题储备）

从泰勒斯的万物之问到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之问，从希尔伯特问题到Clay问题，“问题意识”对于认识世界、探索自然的重要性，就用不着再多引了。

总之就是重要啦！

《天问》解读中存在的“问题”

用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古往今来，研究《天问》的多系文人，

搞了二千多年，好多问题仍未能解决，所以不得不另辟蹊径，

从逻辑思维的角度上进行科学论证。”

《天问》主要是述问古代传说的，汉代以来的传统《楚辞》注家在研究屈原和《天问》时，大多致力于考证《天问》中各种传说出自哪些古代文献，致力于注释《天问》诗句中的疑难字词，而较少研究屈原为什么要质疑这些传说，较少发掘这些传说所反映或体现的古人思想与理念。对于《天问》中所提的170多个问题，有些注家通常用某些文献的只言片语来解释，又往往凭个人的主观臆想来解答。因此，一些旧注对《天问》章句的解释似是而非，与屈原设问的本意不符；一些旧解对《天问》中问题的解答答非所问，与先民神话传说本原、古人思想理念和古代人文状况也难以相符。

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许多近代和当代的注家学者均从“考据”与“义理”两方面来治理屈赋，特别是应用当今考古新发掘和“夏商周”断代考证新成果，深化了对屈原和《天问》的研究，破解了《天问》章句中不少难题和死结。然而，仍有些学者在重视《楚辞》“义理”研究之时，轻视了对《天问》“特异性”的探究，忽视了对屈原作《天问》“意旨”的研讨。屈原在《天问》中就“古代天象、地物传说”针对古人的“天地观（宇宙观）”提出了许多疑难问题，多数《楚辞》学者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他们比较注重对《天问》文字、声韵、训诂、修辞的研究，而较少涉足深奥的宇宙和地球科学领域，故对《天问》“天象地物”的诸多问题，至今仍未见有系统而科学的解答。

或者，有不少文学界人士不愿杀死屈原《天问》“这只会生金蛋的母鸡”。

我则认为，吉家林先生的著作，远远超越了柳宗元的《天答》，是《天问》研究的里程碑，因为其科学性、实证性、现代性。

子不语……

“屈原的《天问》大多有问无答”，而且后世的中国文人也只把《天问》当作文学来研讨。

这是为什么呢？

仅仅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就以“未知生焉知死”为由，警告弟子“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不语”三千年，结果却只总结出仅可供“摇头晃脑”的经史子集。

自以为专注人伦便可重塑世界，空谈什么“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们所谓的“格物致知”又只是停留于“面竹七日”，这未免就“太傻太天真”了。

古希腊人泰勒斯则不仅好问，而且寻根究底地“从大自然的角度”试图解答，所以才得出了那么富于想象力的万物本源“水答案”，所以才引发后世好问者的一连串辩驳和修正，才引发后世博学者的精彩演绎和集其大成。对世界与人的真知灼见在此过程中日益丰富。

“西方科学源自古希腊人，因为他们最早试图始终如一地用自然主义的方式解释自然现象，并开创了对科学理论进行理性批判的活动。”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西方人以异常的好奇心，不但养大了“上帝”，还炮轰它，鞭挞它，解剖它，而且最终驯化了“上帝”，让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对人类自身真正深刻深远的认识，其实大大有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例如：日心说(牛顿力学）、进化论（生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控制论（工程技术)、信息论（信息技术）、博弈论（经济学）……

“问题少年”，我解释之为“能够提出问题的才算是少年”。

古希腊人是因为提出了“大问题”，才得以率先步入了人类的少年阶段。告别了只会胡思乱想的“幼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