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不对头《一个写作者的十年》

这两天陆续读了李冯的两本中短篇小说集，《中国故事》创作于90年代，《有什么不对头》是近几年的作品，很庆幸没有倒过来读，否则《中国故事》会让我看不下去。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谦称“那时完全不会写”，但读者往往是苛刻的，很少因作者的谦虚而原谅作品，反而在心里答道：不会写您出什么书哪——

按时间顺序的阅读让苛刻的读者看到了时间的力量，十年的打磨使一位写作者走向成熟。《有什么不对头》中我先翻阅的是《狼狗故事的三种版本》，故事很短，YY得过分，但立即就传递给我一种信息：这个李冯已经与当初写作《中国故事》的李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中国故事》还在手边，虽然前一天刚刚读完，但它们之间已经相距霄壤。等读到《卡门》和《信使》，这种感觉得到充分印证。

差别首先在于语言。对于读者来说，语言是最直观的，因此也最基础、最重要。《中国故事》的语言很原始，从中可以窥探出一个写作学习者的语言状态：粗糙，潦草，不凝练，时有模仿痕迹。这些缺陷让叙述原本所能达到的精致受到折损，有些概念作为一个概念时的精巧一经叙述却变得杂乱、拖沓、疲软。然而在《有什么不对头》里，我发现李冯已经完全解决了语言的问题，真正做到恰到好处、游刃有余。操作语言的自如让一位写作者摆脱遣词造句的奴役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自由中方能诞生风格。

而后是技巧。在《中国故事》中我们就发现，李冯是一位有野心的写作者，因为他不满足于老老实实叙事。这能够从《多米诺女孩》、《招魂术》、《十六世纪的卖油郎》、《牛郎》中嗅出来。他在进行时序、角度、打破文本传统模式等方面的尝试。这也像一个可爱的初学者，企图以增加高难度动作引起重视，然而很明显，他当时完成得并不好。他承受不起技巧带来的混乱，技巧没有成为他内化的力量，反而显得刻意和表面。但是，在《有什么不对头》中，他已经达到了舞刀弄枪的水平，以至于只见刀光剑影却很难指出力究竟使在哪一处，一切空前流畅。

《信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把它和《中国故事》相互比对。前者是笔录，后者是日记，在形式上相似。《信使》讲的是战争年代一位军中信使对上司情人的爱，《中国故事》则叙述一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经历。两者都涉及到大量的背景知识的查证与运用，展开庞大历史结构下的叙述，正是难度所在。《中国故事》在形式上很花哨，将【注释】插入正文成为一小节，并在【注释】的基础上【再注释】。即便如此，嵌入式的方法并不能让注释与叙述紧密结合，注释仍然是浮于表面的嫁接之物，《中国故事》的写作仍然稚嫩而空洞。《信使》完全不同。我在想这个故事好在哪里，作者在自序中说他写的是一种变态的爱情，但我一点不觉得它变态，它只是情绪很强烈。然而在爱的名义下，强烈是得到允许的，随之而来的逾越、占有、背叛、屠戮也变得十分自然。所以我想，是它的难度征服了我，撇去难度，它其实并不特别。《信使》的难度在于将历史、战争、军队的知识成功地融入到细节描述中，让整个故事可信、合理、丰富。正是对背景性资料的出色运用使李冯与平庸的写作者拉开了差距，如果这些原就属于他的知识储备，应该说成效卓著，如果是临时搜罗而得，只能说能力强大。

从李冯好多篇小说中，也看出点有趣的东西。作家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映射了他脑中所思所想。伊能静写过一本《索多玛城》，在那几个故事里我就觉得她的恋爱观念很有趣。别人写恋爱，无论是暗恋、明恋、婚外恋，基本总是针对一个人，或者说，真心爱的对象只有一个人。但她的故事里始终有两个男人，她对爱情的独一性抱有怀疑。而李冯的小说里，凡涉及到爱情，通常没有正常的婚姻关系，一个男人有好几个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往往有丈夫。欲望是他描写的主要对象，而有趣的是，欲望的蔓延和发泄并没有为他带来困扰，他似乎从未把道德介入爱和欲望之间，道德不在他感兴趣的讨论范围内，或者说，他已经超越了这个界限。超越界限之后是什么呢？《卡门》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曾有过无数***的小太妹在遇到爱情以后，教那个男人打开欲望之门，于是瞬间角色转换，他成为新的卡门，而她为了爱变得传统而专一。当欲望指向无数对象时爱将呈现如何的面目，突破传统的存在方式爱是否也将消解，他们能否达成和解，为爱重新定义？这些问题都很有趣，可惜结尾被改了。

最后想说，这两本书里有些挺有灵气原本能被说得更好的故事，比如《多米诺女孩》、《中国故事》、尤其是《蝴蝶》；也有些欠缺些功力就很可能说坏的故事，比如《信使》、《上帝之蝇》。但时机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早不晚，它就在那时来了，所以论及功过，多少也有点命运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