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让常识越界──梁文道三书合评》

在无线电视节目《系咪小儿科》里，参赛艺人总给小学课本的问题难倒，身旁的小孩子却自信满满地说出正确答案。观众给逗得大乐之余，不免心生疑惑：「现在的小学生要知道这些吗？」

《系咪小儿科》的趣味建基于这个假设：小孩子知道的，成年人也应该知道 ―― 现实却总让人失笑。我不禁追问：常识究竟是甚么？

台湾近日翻译了 Christa Poppelmann 的《600 则意想不到的错误常识》（1000 Irrtumer der Allgemeinbildung﹚，书中竭力推翻的「常识」，有些根本是我闻所未闻：「刺青艺术来自南太平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绘画并不重要」、 「六芒星是古老的犹太象征」……所谓人人共享的「常识」，其实是受到世代、地域等因素的差异所影响。

常识因地而异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把专业知识带进公共领域、介入社会；梁文道身为着名公共知识分子，竟将其时事评论集取名为《常识》，实在耐人寻味。书中篇章大多曾在内地发表，讨论的话题也以内地时事为主，所谓「常识」，无疑是针对内地资讯管制所引致的现象。正如书上纸条的宣传语所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 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本书预设读者是内地人，书店又辗转把它引入香港，多重的文化旅行令这书与「常识」的关系更显复杂。身为香港读者，我有时会嫌部分文章过于步步为营，没有超出常识。比方说，内地常把西方传媒一并打成「西方反华势力」，梁文道则指出，西方传媒批评中国并非出于***的直接操纵，而且他们也会批评自己的***。在香港的常识里，传媒独立运作、监察***根本毋庸多说；同一说法放诸内地，却是抗衡国家传媒管制的杂音。

书中讨论国际大事的篇章写得比较舒坦，有些正可以用来反照内地情况。例如〈爱国怎么毁了传媒〉指出，美国传媒报道伊拉克战争时，偏袒自己的***是受到盲目 的「爱国」情绪影响。内地对美国传媒普遍抱着敌视的态度，大抵不难接受梁文道的批判。然而，「爱国毁了传媒」云云，不也是对内地情况的当头棒喝吗？

读《常识》不宜拘泥于篇章本身，读出它背后无形的压力也许更有意义。在我眼中，书中的文章明明写得小心翼翼，作者却赞扬出版人「很勇敢，居然愿意出版这本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的集子」。我们不妨从无声处听惊雷――这书谈及内地的篇章有 70 篇之多，近两三年或大或小的事件都有论及，却没有片言只语涉及最敏感的西藏事件。梁文道曾在香港发表〈为西藏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没收录在书内，原因不言而喻。

近年香港在经济上背靠祖国，两地关系彷佛渐趋单向的主从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香港在文化上的逆输：《号外》出版、不少香港作家报刊撰写报刊专栏、林奕华渐渐走红、梁文道成为知名的传媒人……香港作者寻找自身出口之余，也为内地输入文化新血，其中或以梁文道的影响最广。在框里争取空间并不容易， 但是框内框外有时也不是截然可分 ―― 梁文道讨论西藏的文章虽无法在内地发表，却辗转在内地的网路上广为流传。

戴着脚镣跳舞

我读梁文道的作品，最爱看他怎样适应以至抗衡特定的书写场域。董启章编的《说书人》 收录了几篇他早期的书评，它们深入剖析了文体如何限制内容：不管你写的是旅游指南、食评还是周记，都得依循文类的常规。换个新鲜的例子，中学生在网志上写的看似自由、散漫，但每篇都不得不乖乖注明日期，这不也是一种规限吗？梁文道日后在不同的书写场域中如鱼得水，大抵得力于这时期的反省。

香港的书话作者多是文学人，如许定铭、陈智德等出版的实际上都是文学书话，梁文道的阅读随笔却不拘泥于某个范畴，打破或回归「书话」的意义。相对于早期的深度书评，他后来出版的书话《弱水三千》和《读者》走上了另一个方向。二书都是报章发表过的书话结集，全是平易近人的阅读随笔，介绍的书籍大多不是专业的 学术着作，还不时穿插一些小故事、小幽默。

他为《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写了两篇介绍，结尾竟然说自己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还叫读者自己上网查查！这或许是个玩笑，但它也狠狠打破了读者对书话及 其作者的基本想像。梁文道通常不会把书籍的重点概述一遍，也不一定对之深入分析，却擅长借题发挥，牵引至更大的文化议题，或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顺笔一 击；这些「喧宾夺主」的精采旁枝，总教人读来兴味盎然。

更有趣的例子是梁文道的饮食随笔《味觉现象学》。 近年饮食消费文化在香港大行其道，相关的报章专页、电视节目愈来愈多，网站「开饭喇！」（OpenRice.com）的每月浏览量更高达 2400 万。不管是饮食资讯还是食评，其实都是在教导你：甚么才算是「正宗」或「好吃」。梁文道却指出，饮食随时地而变化是自然的事，「正宗」只是幻觉；至于「好吃」的标准本来因人而异，食经却渐渐形成了「教化功能」，令读者竭力修正（或「提升」）自己的味觉，直至吃出它所描述的妙处。饶有意味的是，这些文章原载 《饮食男女》，换言之，梁文道在一本倡导饮食标准的杂志里提醒读者：别信它！

我们需要甚么

梁文道曾这样形容思想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分别：「前者必须像尼采所说的那样经常做出『不合时宜的沉思』，从处身的时代之中抽离出来掌握整个时代，甚至预言 未来；后者则要陷身在时间里曲折缠绕的网线之中，奋力地挥剑切割，理出一片可供前行半步的清明空间。」对于同代人来说，有时候更加需要的是后者。

──原载4月6日香港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