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生死观《快活神仙》

中国人很早就有神仙观念，从道家著作《庄子》中，我们能够读到姑射仙子的飘逸，羡慕她们那种“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超然物外。生活在俗世中的每一个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仙了道、抛却烦恼、不堕轮回达到永生彼世。

《太平经》是一部早期的道教著作，它反复强调天生地养的观念，在早期，人们追求的似乎并不是神仙生活的“不朽”，而是尘世生活的“长寿”。在那个时候，人们似乎还是有着天人隔绝的主观思维，认为人的终极目标能够达到永生于俗世，所谓“此世不朽”就已经满足了。但是随着先秦方术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吹嘘能够求仙访道，长生不老，甚至秦始皇也对此深信不疑，多次派方术家前往东海访仙岛求仙药，这种行为必然会引发民间的自觉模仿。因此人们也开始从神仙生活的羡慕转向了对神仙生活的追求。

追求神仙的生活，期望成仙了道，是从上到下的一种风气，并且上层和下层的追求途径是不一样的。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帝王们是想通过自己的地位接触神仙，求得仙药，从而一步登天，这也是他们对自己天子身份的一种自信。而民间则不同，民间没有接触神仙的能力，普通人物没有财力和物力到东海仙山求访仙药，而是期望通过修炼民间方术来得道升仙。从秦始皇求仙的途径来看，还主要是把眼光放在东边，希望能够在东海蓬莱仙道寻找到神仙，求取仙药以达到此世的长寿，此时还看不出秦始皇对“升仙”的期盼。到了汉武帝时，武帝求仙的目的就不再满足于此世长寿了，他想通过求仙达到本人升仙的目的，而不只是在世俗世界的长寿，作为一个大统一王国的帝王，刘彻对四海归一、武功卓绝的政治功绩激不起半点激情，而是希望能够成为神仙，超然俗世，达到彼世的不朽。从汉武帝的求仙轨迹来看，他前半期还是把全部经历放在东边，也是仿秦始皇派术士到东海求仙，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后，汉武帝仿佛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就在此时，大汉军队在西边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绩，大汉的国力也如日中天，在这样的客观历史背景下，汉武帝又恰好得知西边大宛国有良驹，这种良驹正是传说中的龙驹，能够载人飞升昆仑，见到西王母。因此汉武帝后期的求仙轨迹主要是通过征伐西域，企图得到这种龙驹而飞升仙界。这和汉代的骑龙飞升观念是一致的，汉代人认为，凡人是能够在虎的引导下，骑龙升天的，而大宛的良驹就是龙的化身，也难怪汉武帝会不惜代价征讨大宛了。

对民间而言，“升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因为普通人没有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能力，只能靠个人的努力来成为神仙。方术家们认为凡人是可以通过修行成仙的，也向凡人们指出了修行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了服食、炼丹、辟谷、积善、采补等等，种类繁多，仪式复杂，并且这种修行是一种长期的过程，需要用超越一生的时间来进行，很多“半仙”都自称有着数百年的修行，但是机缘未到，难以位列仙班。这种修行是异常痛苦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体现了养生的苦楚和享受人生的矛盾，人们为了追求彼世的一种飘渺虚无的不朽而忍受此世的修行痛苦，这种矛盾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修行目的的茫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早期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希望了能够获得神仙的能力，走向自由王国，脱离自然界的束缚。求仙的行为，正是人们的生死观在秦汉发生变化的社会体现，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从原始唯物论转变为唯心主义的灵魂学说，必然在精神世界上会产生神学观念，这种思想在秦汉时期形成、发展并定型，深远的影响了后来的中华文化，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美丽的神话传说。我们甚至能够从一些神话传说中看到神仙们的凡人因素，这种凡人因素是得到成仙的人们骨子里带有的，即时成仙也难以改掉。淮南王刘安一人得道，仙及鸡犬，可见这种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带有多么深厚的烙印。

继“重黎绝地天通”以后，修行神仙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在秦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体现了凡人和天界的自由沟通。事实上，对“得道求仙”这种封建神学观念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存在，如王充的《论衡》从神仙学说的逻辑中抓住了理论缺陷，对“命”做了矛盾批判，杨王孙的裸葬事件也反映了一部分人们对神仙学说的不认同。其实，孔子很坚定的表明了他的立场，正统儒家秉持自然主义的死亡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未知生，焉知死”，在汉代以后，神仙学说逐渐占据话语权，进而成为了中华主流文化。

求仙的过程是痛苦的，人们需要花费一生的时光来苦苦修行，换取来生的幸福或者是彼世的不朽，或许正是这种结果的美满和幸福，才使得人们不惜代价，充满期望，去做心甘情愿的修行吧。

都说天上好，神仙乐逍遥，成功的背后泪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