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到底有没有明白的？》

1.缘起——碎碎念

今天刚刚读完《万历十五年》，读得比想象中快，本来预计要这个礼拜周末看完的，结果躺在床上一会儿书就翻到底了，说实在的，这本书给读者带来的巨大的阅读***，是值得好好探讨和借鉴的。

我昨天写过一篇四不像的评论，也是当时觉得太好看自己又有些心急，就胡乱写了一篇先，当时看到戚继光的部分，李贽的还没有看，看来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我本人并没有资格写评论。因为我极度缺乏历史和社会常识，但是以前曾经小研究过老庄、禅宗和世界史，这些对我理解黄先生在附录里谈到的自己的“大历史观”很有帮助，我很有感触，于是略微地把自己的思维再做一个整理，重新写一篇评论。

2.李贽的痛苦——文人逻辑

文人逻辑是相对于正统的逻辑推理来说的：用大量的知识性直觉来代替逻辑推理，也可以说成是用类比来代替逻辑。其中的站不住脚之处，是肯定的。黄先生也说了，李贽的思想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为其论证自己观点的基础，所以他的许多观点都是以小段小章的形式出现，前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连贯性。

从程朱理学中也能够看到这个问题。这是个中国文人向来有的问题。坦言说，即使是我等现在所接受的教育，似乎也是向来缺乏“逻辑”教育的，反而是很多人进了外企，从老外身上学到了这一套：判断事物要用理性逻辑分析，前后不一致的大抵是有问题的。

我私下里猜测，这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大抵可以追溯回我们的语言。左脑控制逻辑，右脑控制抽象；印欧语言归属前者，而汉藏语言归属后者。思维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文化的不同，学者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同的。（我最近在看《自私的基因》，作者dawkins描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使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自信很足，这里作为对比。）

讲到文人逻辑对李贽的影响，造成的他的痛苦，我不要脸地说一句，我深切地理解，因为我有过像他一样的问题，所有中国旧式文人都有的问题：试图在绝对的道德和腐败的现实之间找一条出路解释彼此，但是却做不到。我的理解是：因为抽象的道德事实上并没有确切的底线，而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人们却有一种不一般的自信去相信“仁”这条底线可以作为准则（其实逆推一下就知道不成立），故此遭到了精神上很大的矛盾和冲击。

当然，时代背景也很重要，见3。

3.我从文章中摘到的重点（大部分摘抄）：

1）明代文官体制的缺陷——社会系统中，只有高层和低层，而无中间层。

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只有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从上至下，才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2）对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批判——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3）越权（史）的警示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离不开大环境的，也就是说历史背景。我认为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超越性。

纵使张居正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待他死后，一生的大多心血之作也都付诸东流。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张居正很大程度上做了超出他职权范围、超出了当时社会的统治结构所能承载范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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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已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贽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张居正写给李元阳的信，引用了《华严悲智偈》中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两句偈语，也就是说一当自己把名誉的全毁置之度外，就如同在烈火之中找到了清凉的门径。这显然又是心学派的解释：对于客观环境，把它看成烈焰则为烈焰，看成清凉则为清凉。

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其情形类似于李贽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但是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其后果则为立竿见影，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贽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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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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