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中国人《邻人是一面镜子》

1971年，在日本是昭和四十六年，中国人陈舜臣在日本神户写下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前言。

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作为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从懂事之日起，就不得不经常思考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攒下不少积累，与诸君共享。对日本和中国的相互理解，如能尽绵薄之力，也会深感荣幸。只有日中友好，本书作者才有安住之处。”

30多年后，中国与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在民间的情绪上，似乎越发微妙。

轰炸机和《菊与刀》

1944年6月，美军正在太平洋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岛屿登陆作战中与日军短兵相接。美国***面对着一大堆让人头疼的问题：盟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的深山老林中与那些可怕的顽抗分子战斗到底、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是否能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日本投降、战胜日本后是否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们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为此，美国***委托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进行一项专门研究。

这一年，本尼迪克特57岁。她在4年前完成《种族：科学和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对种族歧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从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开始，她在该校完成了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的升迁。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师从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从1927年起，本尼迪克特致力于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研究成果最终在1934年以《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呈现出来。两年后，她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代理主任。

当美国***找到本尼迪克特时，她正在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

本尼迪克特把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参阅大量文献资料，通过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这些习惯形成的行为模式，提出了她的见解。这部名为《菊与刀》的着作，日后成为研究民族文化的经典。

当本尼迪克特开始着手对祖国的战争对手进行一番民族性的剖析时，1944年6月15日深夜，美军68架B－29式“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悄然飞临日本九州岛上，向曾为日军提供过大量钢材的八幡钢铁厂投下了首批炸弹，拉开了美军对日战略轰炸的序幕。正在关注遥远的塞班岛战事的日本人，根本没想到战火这么快就烧到了大院里。虽然早在6年前，中国空军的两架轰炸机就从宁波起飞，用上百万份传单“轰炸”了日本本土，但纸片和要人命的炸弹毕竟不是一回事。

而在这一年，生于日本神户的青年陈舜臣刚刚20岁，日后，他的履历上的学位将是大坂外事专门学校印度语专门科，而祖籍是中国台湾的台北县。

从推理到历史

1924年陈舜臣出生，距离《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已经快30年了，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经商的父亲从台湾移居日本，但是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少年的陈舜臣就被告知：他是东汉陈寔的后裔，祖先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然后迁到日本。在日本神户的陈家墓地里，墓碑上依然刻着“颖川”。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21岁的陈舜臣到大坂外事专门学校(现在的大坂外语大学)印度语系读书。在蒙古语系有一位叫司马辽太郎的同学。

这时候陈舜臣还有留校做学问的打算，可是彼时，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最多做到讲师，于是只的回家帮父亲做生意。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和几位朋友商议合伙开一家书店，因为种种原因，其中两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这个溜之大吉的，后来当上了所谓“中华民国总统”，就是李登辉。

陈舜臣在帮父亲经商十年后，开始创作小说。大学时英文教材是柯南道尔的，于是陈舜臣通读了福尔摩斯探案的全集，这为他创作第一部推理小说《枯草根》打下了基础。这部《枯草根》在1961年为他赢得了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

之后，他创作的推理小说还有《三色的家》、《弓的部屋》、《玉岭再度》和《孔雀之道》等。后两部小说为他赢得了第23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使他成为日本推理小说史上首位三冠王。但是，此时陈舜臣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历史小说。

1967年，陈舜臣出版长篇巨着《***战争》，随后，他的书延伸向《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而《桃花流水》、《山河在》写的是中日现代史。

《甲午战争》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他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中国人把对于时局的焦躁表现为‘山睡江不流’，我要铭记这句话写下去。”

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许多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重新认识邻人

1971年，陈舜臣出版了《中国人与日本人》，成为日本的年度畅销书，而中日恢复邦交还要等到第二年。

在这本30年前的书中，陈舜臣劈头写道：“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的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

在甲午以前，日本是东海小国，蛮夷之邦，不值得去理解；甲午以后，日本是侵略者，是狼子野心，只需要被打败。

时至今日，这种过分简单的思维依然主宰着许多国人的头脑。而陈舜臣在30多年前就敏锐地指出：“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

译者刘玮说，这本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集子、聚焦中日国民性情的随笔，是一本“温润”的书。因为陈舜臣没有因为自己身处日本而有所偏袒，也没有因为自己身居海外而有所忘却，而是以他一而贯之的世界主义视野来平心静气地进行中日国民在文化与性格方面的比较——“此种平心静气的比较散见于烟囱、盆景、食物、榻榻米等平日信手拈来的生活细微中，也散见于对历史事件、人物、风俗的评析与赏鉴里。“日本人与中国人”，这个话题虽大，但陈舜臣善于化大为小，书中没有政论式的据理力争，也没有教科书式的教条，有的只是将反映两国国民文化性格差异的细处娓娓道来。静下来，把流于形式的狂热外套脱下来，能读出温润之感。”

对此，陈舜臣的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则这样评价：“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为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的启示

30年后，陈舜臣写下的文字，依然令我们感到被揭示伤疤的不安。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抱怨西方对中国缺乏了解。在2008年，我们抱怨西方不了解中国的统一历史，不了解中国的人权建设，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在2009年，我们抱怨俄罗斯的军舰冷酷无情，抱怨法国人不尊重中国的民族感情。然而，在这种怨声载道的喧嚣中，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海外的世界同样一无所知。

无知导致偏见，偏见导致仇恨。

因此，我们在面对涉及外国的事件时，总是显得过分自尊和敏感，并且好斗。在我们的头脑里充满了似是而非的概念，更多的时候，支配我们的是情绪而非理智。

无法想象，身处信息时代的年轻人，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印象居然主要来自描写战争年代的影视作品——它们被创作出来的主要动机是宣传——以及愤怒而克制的外交抗议。当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环球时报》、聆听反映国家利益冲突的外交辞令来构建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残缺不全的，更可怕的是，他们偏执地相信，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美国人为了理解日本的民族精神，写出了《菊与刀》。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许多时候依然停留在幼稚的阶段——拒绝思辨、拒绝反省、拒绝预设立场之外的一切。

对于这种致命的自负，30年前的陈舜臣或许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