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重新描述中国》

在26岁的时候，许知远试图重新描述中国。6年后，这些思考和写作得以结集出版。

在此之前，这些文章散见于《经济观察报》、FT中文网的专栏以及他另外的著作。对于关注他的读者来说，里面的议论已经不再新鲜。但是散落的珍珠是一回事，以一条明确的主线将它们串连成项链又是另一回事了。当这些文字跨越了从甲午战争开始的110年，被统领在“醒来”这个题目之下时，展现出的是一条引人入胜的道路。

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写于2002和2003年间，在后来的几年里，中国的网民数字从5000万增长到2.98亿，并在风雨飘摇的金融危机中赢得了世界的羡慕与尊重，但是，许知远坚信，在这本书里“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判断仍然是准确的。”

从甲午出发

在中国近代史中，甲午战争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节点。当黄海的硝烟散尽，两个都在向西方学习的亚洲国家分出了战争的胜负。一个曾经被视为番邦小国的国家击败了庞大的帝国，使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在内的一代帝国精英的努力土崩瓦解。

在官方的历史解读中，这一事件揭开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剧幕，各种主义和道路从此轮番上演，最后以它们的相继失败证明当下政权的合法性。

但是历史显然不应该如此简单，并具有如此明白无误的目的性。

2005年2月12日，许知远在山东威海的刘公岛，眼前是被打捞上来的北洋水师舰船的碎片。这本书的叙述就从这里展开。用吴晓波的话说：“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这110年的变化比过去的两千多年都更加剧烈，其中蕴含着理解中国当下与未来的隐秘线索。

事实上，许知远对于过去110年的叙述更多的集中在前5章，后来则是大量的对当下的观察。在前半截，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作者书写中国版《光荣与梦想》的潜力，但是后来的章节却多少显得有些零散。这必须归咎于这本书的成书方式。它是试图以编纂的方法，将过去的作品统领成一个富有体系的架构以挖掘其中的价值，而非是带有目的的重新写作。

忧虑与乐观精神

尽管如此，《醒来》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展示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思考。

从1860年后短暂的复兴，到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从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到矮小而强硬的***；从病怏怏的绿营士兵，到纳斯达克的一代。中国的外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一些古老的原则依然在起作用。许知远在开篇第一章《帝国的崩塌》中写道：“在接受了技术创新之后，中国人并未开始理解什么是社会创新，它没有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对于权力的制约……而且悲哀的是，即使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似乎仍在遵循类似的方式，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似乎仍留有彼时的烙印。”

在这样的忧虑之中，这本书里也处处可见属于上升一代的乐观精神：“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这恰恰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特质。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令世界瞩目，中国的军舰正巡航在亚丁湾，刚刚过去的奥运会带来的自豪感依然在延续；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的还有缓慢的政治改革、长久积蓄的社会矛盾和令人担忧的阶层对立情绪……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迎来它的复兴，但是从时常表现出的过分自尊与自卑看，中国人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们身处的时代如此错综复杂，任何一项理论都不能解释它的所有疑问，任何一本著作都难以描述它的全貌。现在，32岁的许知远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

未完成的启蒙

对话

许知远刚刚结束在安徽的一段游历，从安庆到绩溪。他去探访的，是陈独秀与胡适。

相对于安庆这座没落的城市，绩溪的乡村给他的印象更好一些。他在这里追溯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醒来》这本书正在各地的书市上架。看到这本蓝色封面的书被打上“挑战中国言论底线”的广告语时，许知远禁不住哑然失笑，然后感叹：“这个社会正在陷入多么可怕的疲倦和注意力匮乏！”

几乎与此同时，人们毫无预兆地陷入一场对民族主义或者民族虚无主义的争论。出版商希望《醒来》能加入与《中国不高兴》的论证，但许知远更愿意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

东莞时报：这本书的广告语“挑战中国言论底线”非常不“许知远”，如果它不是凭空捏造的话，这本书究竟挑战了什么底线吗？

许知远：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啊。这本书其实应该在4年前就出了，但是换了许多出版社，一直耽误到现在。因为书里涉及到***、周恩来、***，有我对他们的个人评论。这些人物一向比较敏感的。虽然我写的不过是个人常识的讲述，但是跟官方的言论出入还是挺大的。出版社都比较谨慎。

东莞时报：从1840年开始，中国已经无数次宣称“睁开睡眼”、“站起来了”。《醒来》这个名字在这本书里是什么含义？它所对应的，又是怎样一种沉睡？

许知远：《醒来》这个名字是吴晓波取的。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的是两个挑战：一个是对外关系上，要重新站起来，取得世界的尊敬；另一个是在社会和个人方面，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以及现代的个体。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家层面的东西，但是个人层面的目标依然有待完成。个人从大家族解放出来，试图完成独立化，但是现在面临更广泛的压迫，来自商业的和社会的。启蒙依然是未完成。

东莞时报：这本书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许知远：每个人都不能不生活在当下，而是历史经验和未来憧憬的张力之下的产物。我们的教育方式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没有任何启发，只是冷漠的年代数据。我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更丰富的东西。第二是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对国家内部的理解。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取悦权力和大众，这个社会所稀缺的东西必须坚持。

东莞时报：从书中的一些章节看，您认为商业是实现中国社会改良的一种重要方式？

许知远：在相当程度上，个人自由是商业带来的，商业力量从政治力量中瓦解出一块来。对于中国来说，商业的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是，中国的商业很容易被政治俘虏，成为政治的附属。

东莞时报：您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怎样？

许知远：这是一本编出来的书。我觉得它还是有完整的体系，尽管它不是传统意义上从头到尾写完的东西。我要感谢我的编辑。这是我四五年前的思考和写作，没有现在写得好。但是其中对中国社会问题以及走向的一些判断和感受还是有启发性的，有些已经被印证了。在21世纪初年，那时候相对的自由和开放已经让新的普遍性的平庸和世俗化的声音代替。即便我们周围充斥的是愚蠢和病态，这一小部分人也可以相互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