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托克维尔的遗产》

2004年，应《大西洋月刊》的邀请，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Tlard Henri Levy）开始了一场美国旅行。

这场旅行的路程长达一万五千公里，历时整整一年。

这近乎是一次刻意的向托克维尔的致敬——不仅仅因为莱维和托克维尔一样是法国人，而且连旅程的安排一般无二。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那次漫长考察，面对的是一个刚刚独立不到60年的国家，而莱维踏上北美大陆时，这个世界已经处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深刻影响之中。

托克维尔的旅行

确切地说，是1831年4月，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开始了为期9个多月的美国考察。这一年，雨果完成了《巴黎圣母院》的写作，而达尔文正在准备一场环球航行。

托克维尔的旅行并不惬意。这个贵族青年25岁了，在巴黎学习完法律之后，已经在凡尔赛初审法院法官的职位上干了3年多。他一门心思想在政治上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却不知从哪里下手。

在19世纪头三十年里，也就是托克维尔动身去美国之前，整个法国简直是一团糟。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完蛋之后，波旁王朝统治法国，工业化生产正在缓慢推进，但是依然落后于英国，却冒出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抨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到1830年，巴黎人又受不了，发动了“七月革命”，赶跑了查理十世，建立了一个大资产阶级君主国。

面对这一切，年轻的托克维尔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他那自由的天性偏偏又跟贵族家庭发生冲突，于是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颇受到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因此，他的这次旅行被视为某种“避祸”也未尝不可。

在19世纪初，横渡大西洋需要38天。那个时代，欧洲人谈论美国，跟在1917年之后谈论苏联，或者1949年之后谈论中国一样，是一件时髦的事。这些因为新鲜而显得陌生的国度，让人难免产生乌托邦的联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赶上了好时候。170年之后，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路易斯·Ｐ·马瑟在《1831年的日蚀》中写道：“1831年是美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国之后，内在冲突在这个年轻国家里愈演愈烈：蓄奴者与废奴者、宗教与政治、州***与联邦制、机械力量与自然力量……此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个人特性似乎正暗示了这种混乱，这个总统一直到结婚前都不识字，他的妻子后来教会了他。他还曾经与人决斗，并杀死了对方。”

总之，托克维尔和朋友古斯塔夫·博蒙出发了（后者把在美国的所思所得写入了一本名为《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的小说）。1831年5月9日，他们在罗德岛纽波特登上北美大陆。

在9个月的时间里，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拜访了上千人，他们用同样的方式与总统和平民交谈。这项工作的结果，是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论美国的民主》下卷问世则是在1840年。

在那个时代，欧洲人依然对美国所知甚少，以至于托克维尔要在开头花上很大一章来描述北美的地理风貌。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写道：“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这本书为托克维尔带来了广泛的声誉，但是并未让他在政治上获得晋升。但是，《论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无可替代的经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观念。

重走“长征路”

在托克维尔的考察开始173年后，莱维开始了他的旅行。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发生在中国的“重走长征路”之类的活动，通过这种向先辈表达敬意的仪式，对政治上的合法性进行强调。尽管莱维一再宣称，作为托克维尔的崇拜者，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是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伟大著作的回应，也不是它的补充或扩展”。但是这种“重走长征路”式的旅程安排，实在耐人寻味。

或许，这也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的某种不安和焦虑——他们迫切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些新的观念和解释，就像173年前那样。

莱维从当年托克维尔上岸的罗德岛纽波特启程，一路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最后北上回到出发点：从纽约赖克斯岛监狱到底特律的穆斯林社区，从艾奥瓦的阿米什人居住地到开阔的西雅图，从达拉斯的枪支博览会到爵士乐的故乡新奥尔良，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返回到美国的诞生地，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在1620年，这里是“五月花号”靠岸的地方。

他选择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这么做的原因，是“在地面上的跋涉，展现给你空间中也是时间中的所有建筑构造，使旅行者去体验一种受时空限制的模式，仅此就可以使旅行者接受地貌和人类的有限”。同时，它还提供有关美国伟大的建国神话的一种回忆、一种浓缩：被许诺和被拒绝的土地、逃亡路线、微光浮现的地平线、太平洋屏障、美国梦——“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找到美国成年礼的机会”。

这种公路旅行，还让莱维难免想到了不起的杰克·凯鲁亚克，他把这位垮掉一代作家的著作《在路上》当成了“贯穿我整个旅程的一本有用的、秘密的导游手册”。

一路上，莱维采访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狱警、死囚到牧师，从作家诺曼·梅勒到民主党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那时他还没有当上美国总统），从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到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从青楼妓女到前第一夫人、现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到“文明冲突”论者塞缪尔·亨廷顿（令人遗憾的是，后者在去年年底去世了）。考察项目包罗万象，包括旧金山的同性恋酒吧、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拉斯维加斯的红灯区甚至关塔那摩监狱。

最终，这些汇集在一本名为《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的书里。

作为一名外国人，莱维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客观与中立——尽管这是不可能的。跟他的法国前辈不同，他的著作不是在旅行结束之后才开始书写，而是在旅途中完成的。因此，比起托克维尔那些充满思辨的叙述（尤其在下卷里），莱维的文字更像是一幅幅写实的风情画，或者说，这本书更接近一本旅途中的随笔。这位旅行者不厌其烦地讲述他途中的所见所闻，以至于有时让人感到琐碎。但是这些细节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智者的洞见。莱维像一个狡猾的窥视者，用不动声色的叙述，将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展示出来。比如，为了在旅途中赶赴一场欧洲的约会，他不得不在一天之内两次飞越大西洋，这几乎引起了整个机场的恐慌。他甚至力图纠正法国人认为美国到处是胖子的偏见——“我在这里见到的胖子不比法国任何一个外省镇上的胖子多”。

思想者在路上

即便仅仅是作为一本游记来阅读，《美国的迷惘》也是有趣的。这一方面要归功于莱维的妙笔，一方面要归功于在这个年头难得的还过得去的翻译。但是，如果你愿意思考的话，这本书显然能带来更多的收获：一个重新发现美国的契机，一个自我审视的参照。

莱维在书中考察了当前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核心问题：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监狱制度及监狱私有化问题、医疗保障、枪支管制、反恐战争、新保守主义以及非法移民问题等。在9·11恐怖袭击与伊拉克战争之后，在托克维尔时代的那个自信、鲁莽而充满使命感的美国人已经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强大而专断，实际对自己的文化和国家认同充满困惑与迷茫的族群。莱维写道：“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

在这本书英文版出版的2006年，美国媒体评价说：“一位现代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不确定的美国。”

不管作者愿意承认与否，《美国的迷惘》无论如何是无法与《论美国的民主》相提并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不仅把《论美国的民主》视为里程碑、指南或手册，而且当做一面镜子。但是即便是1831年托克维尔的考察，也被指责过分仓促。当时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在对他的著作表示赞扬之后，仍不无刻薄地补充道：“他还没有学到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仅靠9个月的考察，就能深入了解一个国家，这样的论断总归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莱维同样无法摆脱这种质疑。他的文章充满了许知远式的浮光掠影，时有洞见，却缺乏完整而坚实的体系。

尽管如此，莱维的旅行依然值得尊敬。170多年前，托克维尔希望通过对美国的考察，获得改造法国的借鉴，而莱维则通过引人入胜的旅途重新发现了一个后9·11时代的美国。这些行走在旅途中的思想者，通过触摸活生生的现实来获得对世界的认知，而不是仅仅依靠自以为是的联想。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他们全部的艺术，在于将在一个未知国度旅行中发现的最细微的差异与永存的（或新的）、尚未被称为社会学学说的原则可信地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