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历史、道义与激情——论《九三年》中诗式英雄的三重世界

历史、道义与激情

——论《九三年》中诗式英雄的三重世界

文/顾一心

引 言

“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一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维克多•雨果无疑可被视为所有小说家中的特例。他毕生激情洋溢，野心勃勃，以不可思议的天才和气魄，探索着人类在宗教、社会与自然领域的道义准绳。写作于1874年的《九三年》是其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在这部以法国大革命高潮——1793年为背景的史诗般的作品中，糅合着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悲剧精神各种并存的激情，并通过作者极具张力的叙事释放出惊心动魄的魔力。

小说描绘了法国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的那段恐怖而壮丽的岁月。在这阵荡涤陈旧世界的狂风暴雨之中，人与过去时代之间的联系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所割裂，催生出各种道义的殊死搏斗，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无限沉思。在这部小说里，雨果以高度象征化的手法创造了三位诗式英雄——旧式贵族、保王势力的统帅朗德纳克侯爵；从教士化身为革命导师的西穆尔丹；以及从贵族后裔化身为革命军人，沉思于人类未来的青年郭文。

在这三个巨人般的身影上，私人感情被缩略，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成为人格的主体，从而成为不同道义立场的传声筒。朗德纳克是封建君主时代的守护者，西穆尔丹是九三年恐怖革命的推行者，这两个冷酷无情的人象征着过去历史与革命时代的交战。而郭文虽然充当九三年革命的工具，在精神上却是一位属于未来的思想者。朗德纳克是叔祖父，西穆尔丹是导师，倘若说他与他的家族作战，那么他事实上也与他精神上的父亲作战。透过郭文的声音，雨果试图反思大革命的暴力，寻觅道义与历史之间独特的矛盾及张力。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在小说史上固然存在着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赋予《九三年》以一种特殊的浪漫禀赋，并令其成为小说世界中最具悲剧诱惑力的杰作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三年》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最后余音”。

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品质与行动的理解，则不难约略窥见隐匿在表层叙事之下的三重世界——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在决定人物行动及命运的同时，亦触发小说对主体自由的追问：即个人在道义抉择上究竟受制于历史还是顺从于激情的问题。本文将由人物设置的象征性出发，以“三个孩子”所触发的道义抉择为关键，理解人物自我毁弃的悲剧性，以求对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的关系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解答。

一.力的交战——朗德纳克与郭文

在雨果的笔下，这两位完美的军人出自同一支世袭贵族，一方是白发苍苍的叔祖父，一方则是青年的共和国军人。在两人的象征性对立中，朗德纳克代表了黑铁般的封建秩序，郭文则代表着革命事业中的仁慈与光明的部分。

这是由新旧时代所铸造出的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

出于刻意设计，侯爵与子爵有着亲密的血缘，并且是他童年时代的监护人。在这一意义上，两人关系的决裂象征了革命对于封建血统的冲击——陈旧的血缘联系被僭越，从而令现代与传统作战，黑发者与白发者为敌。小说的高潮部分，郭文率领革命军将朗德纳克围困于祖先的城堡，更是将这种对峙的象征含义深化，即革命意味着于人类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它将自我放置于祖辈、父辈以至于整个历史的对立面，随后向着那扇黑铁所铸的城堡大门开火。

正如两人所奉行的原则——“绝不宽恕”，朗德纳克与郭文的对决始终冷峻、庄严而富于血气，这种战场上的军人禀赋，无疑可视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独特关系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保卫国王与保卫共和国实际上是同一种事业，它们都受到激情的推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纳入一种历史的呼声与判决中去。换而言之，在郎德纳克与郭文的战争之中，人是抽象的历史本质所诱惑的对象，私人道义与历史的界限在指挥官的身份中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形象被精准地嵌刻在两具高贵的军人的塑像里，作为战士他们奋不顾身；作为统帅他们果敢无情；作为演讲者与鼓吹者他们才华杰出。但这些相同的军人禀赋，却在不同的历史呼声中彼此为敌，使个人成为历史无意识的工具。正是原本这种冷峻而简单化的对立状态，为小说在关键时刻的情节急转孕育了巨大张力。

二.青铜面具的两面——朗德纳克与西穆尔丹

假如说侯爵抚养了童年的郭文，那么西穆尔丹则扮演了郭文的精神之父，最终，与侯爵作战并最终将他逼入绝境的人正是这位年轻的共和国军官。过去历史和当代历史相互争夺着未来，胜负的结果不言而喻。换而言之，西穆尔丹通过塑造未来世界的主人翁，获得了这场白发者之间的战争的胜利。

与郎德纳克与郭文的对比不同，在郎德纳克与西穆尔丹之间，并无军事统帅的血气之争，而是上演着两种大写的道义立场的交战。一方是对君主与等级制度的狂热信仰，对平民的冷酷无情；一方是对革命暴力合法性的许诺，和对普罗大众的清教徒式的悲悯。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性格中所藏的一组深刻的人格共性。

“侯爵和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人。内战的青铜面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未来，但两个同样可悲。”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十一章

他们朝向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却是由同一种材质所铸造出的人。激情是道义与历史的中介，它诱使作为道义主体的个人与某种历史本质相结合，而在侯爵和教士的身上，这种结合达到了最致密的程度。假如说在郭文的身上，明显地存在于时代不相容的特质，那么，这两位白发者则更像是传统与革命这两种意志本身。

这是两位恐怖的白发者，他们仿佛生而站在私人情感的对立面上，纯粹为理念而存活；这又是两个在真理的信条上天真而不假思索的人，他们对于自我准则有着异乎寻常的践行勇气；他们善于布道，冷酷无情，在各自阵营中扮演着威严与裁判，在对方阵营中则扮演着毋庸置疑的魔鬼。他们绝不令亲情和友爱僭越于自身的原则，侯爵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则签署了死亡的判决书。唯一的区别在于：朗德纳克不爱任何人，仅仅忠实于他所服务的历史；而西穆尔丹在卫道的同时，又将心灵的热爱倾注在郭文的身上。因而，侯爵仅仅是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在签署郭文的死亡判决的同时，却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结束。

三.真理的两极 ——西穆尔丹与郭文

在西穆尔丹与郭文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场真正的战争。西穆尔丹赞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郭文的悲悯却跨越阵营的界限，这出于他对于人类苦难更温柔的审视。他宽容战士、僧侣和老弱妇孺，反对革命之路上的重重血污；他的目光更加深远，直抵星空与未来。

“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可是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着仇恨。这种情形就好比是一颗心给劈成了两半，各人分了一半。其实，郭文接受了西穆尔丹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郭文似乎得到了半颗白色的心，而西穆尔丹留下的那一半几乎可说是黑色的。”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雨果将两种不同道义立场的声音，分别注入了郭文与西穆尔丹的话语。两人的第一次长篇对话，出现在第二部《在巴黎》第二卷的第七章，这一章里，西穆尔丹开始惊诧于这位学生与他之间的道义鸿沟。在这些对白中，话语的节奏如同“利剑与斧头的对话”更不断显现出郭文在个人道义上的独立。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给这些信条一个吓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争取各个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使他们感到害怕。……推翻王座并不是为了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过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温和的思想并没有被严酷无情的人好好贯彻。我认为‘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之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这段郭文的陈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他看到了革命血腥对法兰西的危害，并试图建立一个以人道为准绳的更理想的共和国。这在雅各宾时代毫无疑问是一种危险的话语，因此，西穆尔丹忧虑地回答道：

“郭文，你对于我比儿子还要亲，你要小心！”

——也许是无法反驳的缘故，他退出了道义的对峙，而退回到他对郭文的爱中来。

但接着他又沉思着补充道：

“在现在这种时候，怜悯可能成为叛逆的一种形式。”

——这句话意味着他又回到道义的对峙之中。西穆尔丹永远无法超越于原则的界限。

革命的原则与私人情感上对郭文的慈爱，是翻涌在西穆尔丹内心中的两股巨浪。后者是一种危险而温柔的、具有皮格马利翁色彩的爱，是这颗铁铸的心灵中唯一“未被冥河浸湿的一角”。 因而，当他们各自的原则彼此仇视的时候，尤其是郭文因释放朗德纳克而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极为深刻的象征性含义便出现了——即道义本身出现了分裂：私人情感上的道义作为一种牺牲品被僭越了，取而代之的是断头台，一种从属于历史的、更具表面道德优势的的道义。

四.论“三个孩子”对新的道义抉择的触发

在这里，我们无法回避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被侯爵挟持为人质的三个孩子，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叙事的进程与结局。童年象征着一段抹去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它和城堡的炮火、时代的交锋之间永远显得格格不入。因而，唯有孩子才可能消解在英雄们身上汇集的所有历史迷雾。

尚未开始生活的孩子没有干过坏事，他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洁白无瑕，天上的众多天使存在于幼小的孩子身上。

——第三部《在旺代》；第六卷；第二章

从而，孩子扮演了一种崭新的、富于人性的道义抉择的触发者。《九三年》用最后三卷的篇幅，描绘了这一系列抉择的诱发、过程和结局。

第五卷：郎德纳克的溃败；图书馆的纵火；孩子的险境；四千名士兵的束手无策；郎德纳克调转回头救出孩子；接受逮捕。

第六卷：郭文与郎德纳克的狱中对话；沉思的郭文；释放郎德纳克。

第七卷：军事法庭；判处郭文死刑；西穆尔丹与郭文的狱中对话；郭文被送上断头台；西穆尔丹的自杀。

以郎德纳克、郭文与西穆尔丹的依次抉择为中心，道义产生了其自身的分裂。换而言之，在人物与历史本质紧密结合的空隙之处，出现了道义抉择的偶然性，服从于崇高历史的道义与私人领域的道义终于面临着分道扬镳。而激情作为一种触发抉择的动力，则显示出其偏向于后者的本质。

当侯爵逃离城堡，目睹被大火所围困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他身上被历史迷雾所蒙蔽的人性似乎得到了觉醒，于是他选择返回城堡救出孩子，自己则成为了郭文的阶下之囚。人们似乎有理由质疑这一举动的真实性，但是，出现在这位英雄内心的骤然急转却可能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亲眼目睹孩子在火光中的呼救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极有可能使人物的行动立场产生剧烈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他暂时不再扮演其崇高的历史角色——法国封建势力在旺代的救世主，而是被一种迫在眉睫的、更需激情与勇气的场景所支配，从而作出摆脱于历史迷雾之外的道义抉择。

侯爵这一出乎人意料的举动，令郭文的内心激起了更为剧烈的波澜。在郭文内心声音的交战中，蓦然出现了革命的原则和人性的荣誉之间的矛盾。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必要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处死敌军领袖；然而，一个英勇的拯救行为却横亘于他和真理之间，人性上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杀死一个因拯救孩子而落入他手中的俘虏，因为倘若如此，也就否定了侯爵拯救孩子的善行；否定了孩子的生命，也就否定了人类在未来建立善良法则的可能性，这足以令一切革命的正义性彻底坍塌。

郭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因为眼前的革命历史负载着巨大的荒谬，而他必须给未来留出广阔的星空。正如小说中所说——“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历史的迷雾在郭文眼中缓缓消散，于是，他选择释放侯爵，而把自己交给了军事法庭。在这一刻，历史本质的淡化乃至消失，宣告着人作为道义抉择的主体重新获得自由，西穆尔丹和郭文的共同阵线此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侯爵与郭文的道义抉择向西穆尔丹发出的微妙挑战。

至于西穆尔丹，也许是他们所有人中最可悲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尽管也存在理性与激情的矛盾，但他却最终成为唯一未能跨越理性的历史原则的人，因而在小说的结尾，他只能以举枪自杀来弥补判决郭文死刑的悲痛。在西穆尔丹的身上，人格被真正地两重化了，他的举动成为了大革命精神的反映，显示出残酷无情的面目，把最为可爱的人物送上了断头台；同样，在他的身上，历史的迷雾也在缓缓散开，那种在侯爵和郭文身上获得胜利的东西也获得了一种的胜利。然而，这又是一种无比凄凉的胜利，因为这个在流血中进步的时代迫使它以最高贵的人的死为代价。也许，惟有当我们顺着郭文的忧郁目光看向他所说的“未来”的时候，才能够确信这种胜利的价值。

五.论三位英雄自我毁弃的悲剧意义

米兰•昆德拉在其随笔《帷幕》( Le rideau )中，对《九三年》的三位诗式英雄评述道：

这是三个正直的人物，任何个人利益都无法使他们离开正确的路线，于是我自问：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一丝怀疑，没有一丝犹豫，难道不就是因为愚蠢吗？一种自豪的、高贵的，像从大理石里雕刻出来的愚蠢？一种忠实地伴随着他们的愚蠢，正如从前一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伴随他们的英雄们，直到死亡？

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愚蠢丝毫也不降低一个悲剧人物的伟大性。它与“人性”不可分割，一直跟人在一起，到处在一起：不管是在卧室阴暗的光线中，还是在历史灯火通明的舞台上。

——《帷幕》；第六部分《撕裂的帷幕》；第五节

对于雨果这位激情型的作家，昆德拉素无太高的评价，但这段评论却蕴涵着某种独到的精确。他在小说的背后发掘了重大秘密，即在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之间存在着一组独特的共性——他们为道义而殉难的精神、对历史的责任与正义感的虔诚是同等的，他们纯粹得如同从史诗中走到当代里来的古代英雄。他们与历史本身含混、破碎的非诗性原貌并不相容，而是被置身于一个异常诗化的、英雄角力的场景之中。在强烈的悲剧精神的诱惑之下，无论是作者，还是如笔者般的读者，都难以避免地深深沉浸于这一诗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争，坚定的信仰，毫无犹豫的牺牲，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价值的博弈。

三位人物作出最后抉择的共性，是他们都听任私人道义立场上的“善”超越于自身的历史本质。这些抉择都表现出对激情的顺从，以及一种自我毁弃的悲剧色彩。尽管在西穆尔丹那里，理性也曾战胜了激情（处死郭文），但最后的自杀却依旧宣告了其对自我毁弃的悲剧性的皈依。

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一词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它必然发自悲剧人物的主动抉择，体现为一种僭越性的行动。并且，主人公往往预知其行动所孕育的可悲后果，其行为的真正意义，是不惜以自我毁弃的代价彰显个体的尊严、道义或激情。最后，这一受难的行动又往往催生出某种具有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消亡的虚空，正因于此，悲剧才具有引导精神上升的效力，富于教谕和净化的功能。《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显作者道义裁判的小说，这是因为，在三位诗式英雄的主动抉择与自我毁弃中，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人性深处的道义和激情的赞许。在侯爵的身上，发自天性的怜悯之心战胜了求生的本能与历史的责任；在郭文的身上，出于直觉的正义感战胜了作为军人的原则；在西穆尔丹的身上，历史的道义摧毁了他自身，他最终用自杀证明了他对郭文的热爱，从而完成了“西穆尔丹的悲剧”。

不难发觉，雨果赋予整个小说的结尾以一种肃穆而壮美的氛围。郭文被判处死刑之后，他静候着黎明的死亡，在监狱中与西穆尔丹作最后一次倾心长谈。这段对话之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甚至出现了微妙的逆转：这位即将死去的诗人与探险者，滔滔不绝地发出对革命与历史的深思，沉浸于对人类未来的美妙空想，他最终赢得了争论，赢得了一切——无论是炮火的战争还是道义的战争。这段动人的对话被特意安置在人物注定被处死之后，顿时催动了悲惨与喜悦之间的张力，产生了悲剧所独有的雄壮与欣快。而在小说最后的行刑一幕，作者将断头台设置在晨光微露的旷野，并以两个灵魂的飞升与混合来比拟郭文与西穆尔丹之死，则又似乎是一种对高贵灵魂富有激情的颂歌，以及对未来历史的无穷期许。

结 语

九三年是一个历史舞台。朗德纳克、西穆尔丹和郭文，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身戴各自的面具与战袍在舞台上交战。同时，这三位对立的诗式英雄，又处在某种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的历史迷雾所包围。这一迷雾，如同人类历史上诸多激动人心的时代一样，令人物成为抽象的历史本质的工具，而在道义的抉择上渐失自我的主体性。

激情作为道义与历史的中介，一方面诱使个人与普遍的历史本质相结合，一方面又表现为道义抉择的自由性与偶然性。《九三年》拥有一种史诗般的雄壮与欣快的风格，它用急速的节奏将小说推向顶峰，以三个孩子为媒介，将三位诗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义抉择的决定性时刻。最终，他们以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形式自我毁弃，终于换取个人道义的彰显。

在《九三年》中，各种充满力量的行动都显得富于崇高的美感，在不同的政治立场面前，作者更像是一位中立者；真正占据整部小说价值中心的是人在道义抉择上的自由问题。在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世界的相互关系上，雨果显然倾注了其深刻的思索。如我所见，天性、直觉和热爱，这些激情化的因素是道义抉择真正依赖的基础，它们促使人去把握历史之外的自由，尽管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均受制于历史的机器。在此意义上，作为道义抉择主体的人既是非自由的也是自由的，而这，也就是维克多•雨果对三重世界的诗意裁判。

2009年5月25日完稿

（豆瓣版删略摘要、脚注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