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er Toward Rock《幽灵叙事 华裔美国文学契纸儿子（转载自译林）》

《译林杂志》------ 2009年第二期

华裔美国文学的幽灵叙事——以伍慧明的小说《向我来》为例

陆 薇

摘 要：本文旨在借用德里达“幽灵学”的研究方法，以华裔美国女作家伍慧明的新作《向我来》为例，指出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很多文本中，有些“无法言说”和“未能言说”的事情都是以幽灵叙事的方式表现的，它所创造的“熟悉的陌生感”给人带来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和极富启示意义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幽灵叙事 华裔美国文学契纸儿子 真与伪 词与物

一

提起“幽灵性”（spectrality）一词，人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德里达在他晚期着作《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使用过的这个词。德里达借用了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的那句名言（“***在欧洲的上空游荡”）中的“幽灵”一词，并结合了“闹鬼”（haunting）和“本体论”（ontology）两个词的词根，创造了“幽灵学”（hauntology）这个新词，用以与经典哲学中的“本体论”（ontology）一词形成对照，用其开放、游动、变化的属性来抵制本体论完结、静止、稳定的特性。幽灵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无疑标志着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亲密的接触”，同时它也标志着文学批评方法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即用幽灵叙事的形式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在场与现在转移出来，打破了现在与过去、在场与缺场之间的二元对立，使人们看到了在场与缺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缝隙，看到了扇子褶皱处被掩藏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是用我们已知的知识框架和语言无法理解和表述的。与在场和已知相比，幽灵促使我们对缺场和未知给予更多的关注，它让确定的意义像钟摆一样摇动起来，在不确定、不稳定中不断追求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幽灵学”赋予我们的是一种具有解放性的全新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

“幽灵”一词在文学中发源于欧洲18世纪出现的哥特文学。这种被看作是次文类的文学形式在德国发源之后，19世纪在英国以小说的形式发展到了巅峰。此后，在整个西方乃至世界各地，哥特叙事分别以文学、电影、音乐，甚至是时尚和科学技术（以电话、网络为例）等形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世纪70年代之后哥特文学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复苏，90年代后西方更是出现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幽灵研究热”，人们对幽灵与哲学、历史、文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电影、音乐、时尚等方面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文明之间相互冲突、恐怖主义突显的今天，哥特叙事又将如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权力的不均衡做出回应，如何用哥特叙事的方式解魅历史与文化，让社会边缘人和少数、弱势群体找到自己的话语声音，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由于哥特叙事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处境，包括弱势阶级、种族与性别，所以它在文学气质、追求和表现形式上与华裔美国文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二者在一开始都是文学的边缘之声，都是伴随着压迫和反抗成长起来的。无论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前奏，揭示启蒙主义、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对人的束缚，还是作为一种女性、后殖民话语，反抗父权、种族的压迫，或者是在颓废文学、消费文学、科幻文学中的变形，表现人在工业社会被异化了的人性、被压抑了的欲望，哥特文学自身早已变成了一个幽灵，渗透到各种文学形式之中，成为一种不屈和反抗的精神和极具革命性的“政治无意识”。它总能在每个时代的主流叙述中栖身，找到自己和每种文学话语的契合点，表现每个时代令人不安的、病态的、反常的气息，在每个时代都随着社会的变革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能动性。其次，二者都不断尝试着用陌生化的方式推陈出新，挑战常规和世俗的表现形式，以另类方式营造反扑，逾越主流文学及其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力量，因此张力十足，总能给人带来强烈的艺术震撼。其三，它们都以自身独特的互文性在陌生中传递熟悉，在熟悉中又创造陌生，总保持一股让人难以逃避的文学诱惑力。对于表现美国社会边缘人生活状态的亚裔美国文学而言，哥特叙事无疑也是一种十分恰当的研究视角，因为这个独特的文学分支既不完全属于美国文学，也不属于亚洲各国别的文学，它的潜文本与独特的艺术气质也在呼唤着哥特阐释所能带来的洞见。

究其来源，用“幽灵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是德里达受两位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尼古拉斯·亚伯拉罕和玛利亚·托洛克的启发而提出的。按照亚伯拉罕和托洛克的说法，所谓幽灵，就是生活在活着的人们内心里死去了的祖先，他们为了保护后代不受伤害，将过去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特别是不光彩的、难以见人的事情掩藏起来。他们认为，幽灵是不可见的，但它却又无处不在，是生者的创造，也是生命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事实。因此，纠缠我们的不是死者，而是他者的神秘在我们内心所产生的精神分裂，是无法摆脱的潜意识中的恐惧和不安。这些无法公开讲述的秘密也只能用幽灵的方式来讲述，这样才能够使人们最终敢于面对在历史上、家庭中、族裔内的巨大伤痛，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而与上述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不同的是，德里达认为，幽灵的意义不仅是通过幽灵讲出无法言说的秘密，将无法讲述的事情转换为已有知识，并对过去做一个了结，它是要将对事物的求索变为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让人探究、无终结的过程。换言之，他们一个认为幽灵是关乎过去的事情，而另一个则认为它更是关乎将来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将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提升到了一个哲学的新高度。

目前在其他少数族裔美国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已经有了一些用幽灵学的方法取得的成果，尤其是以托尼·莫里森为代表的非洲裔美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由于亚裔美国文学起步晚于非裔美国文学，学术研究也较为滞后，目前该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为缺乏。亚裔美国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所反映的也是美国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种族主义给亚裔美国人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这些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纠缠于心，已经变成了影响几代人的不可启齿又挥之不去的“种族的忧伤”。对这种噩梦般的种族主义幽灵，作家们选择了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予以言说，用书写的方式“驱鬼”，从而找回他们心灵的平静和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本文将以华裔美国作家伍慧明2008年5月最新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向我来》（Steer Toward Rock）为例，对其幽灵叙事方法和所要表现的主题做一探讨。

二

熟悉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读者应该还记得，15年前，伍慧明在她199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骨》中，用一个华裔移民的女儿原因不明的死亡和它对死者家人幽灵般的纠缠为隐喻，书写了萦绕在她和同代华裔美国人心头的痛楚。我们看到，华裔美国历史上特有的“契纸儿子”、“契纸婚姻”和“契纸家庭”现象是许多华裔美国人无法言说的伤痛。在《向我来》这部新作中，伍慧明再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向读者披露了1956年至1965年间麦卡锡政权在极端反共的政策下向华裔美国人实施的“坦白计划”，展现了这个计划在华裔美国人几代人心灵上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创伤。所谓“坦白计划”是美国***在实施了近百年的各种排华法案之后，在1956年至1965年之间又以阻止共产党入境为借口，对在美华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身份清洗和排查。美国***强令以“契纸儿子”身份入境的华裔美国移民向移民局坦白自己的伪造身份，并规定继续隐瞒伪造身份的人一旦被查出将遭到被遣送回国的处置。面对移民局的盘问，“坦白”者大多会牵连整个家族，甚至包括朋友和邻居。因此，一时间整个唐人街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布告传单，气氛变得异常恐怖。很多人面临两种境况，要么是因为自己供出他人而自责，要么是因为自己被他人供出而怨恨。作为种族主义的后遗症，“遣返”一词早已深深地嵌入了华裔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时隐时现的幽灵，在人们的心中游荡。遣返对于他们来讲无疑是一种介于生和死之间的幽灵状态：被遣返意味着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会付之东流，在异国建家立业的梦想从此破灭，这将使他们丧失所有男性与民族的尊严。而不被遣返也并非解脱：那意味着他们将永远生活在谎言和被遣返的恐惧之中。两种结果都不能不说是比死还要痛苦的生存状态。

《向我来》这部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一位名叫杰克·满·司徒的“契纸儿子”。杰克是一位“坦白”了自己身份的华裔，而“坦白”是他在苦思良久后做出的无奈决定，因为不“坦白”他就无法摆脱作为“契纸儿子”的命运，无法开始自己的生活。但对美国***的“坦白”却意味着无法向家人坦白，特别是无法面对由于他的“坦白”而被移民局遣返的“契纸父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杰克是一个为了爱选择了在法律上背叛的男人，是个在无奈的生活状态下被矛盾挤压得难以喘息的男人。小说表现的不仅是他向美国***做的法律上的坦白，也是向自己、家人和读者做的道德上的坦白。他以平静的口吻叙述了他和其他华裔美国人生活中的许多荒谬不经但却真实存在的事实。

出生在广东省的年轻人梁月兴（音译）向旧金山唐人街开赌场的金·司徒（他本人也是一位从淘金汉那里购买了身份赴美的“契纸儿子”）购买了假名字——杰克·满·司徒，以“契纸儿子”的身份来到美国，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做屠夫为生。他每天拼命工作，以偿还来美所欠债务。不久，杰克爱上了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华裔姑娘乔伊斯，并很快与她有了女儿维达。但杰克知道，爱情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无法得到的奢望：乔伊斯是一个“追着比追到更好”的女人，是一个他爱却不能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为了遵守契约上的规定，杰克必须要娶一位他的“契纸父亲”在中国为他安排好的“契纸妻子”。而在以他妻子的身份进入美国之后，这位女子真正的身份却将是他“契纸父亲”的女人。伊琳就是“契纸父亲”给杰克安排好的名义上的妻子。爱上的女人不能成为他的妻子，而合法的妻子又无法成为他所爱的人。种族主义的迫害改变了常理中的家庭关系，使丈夫、妻子、儿女这样的规定性概念成为影子般的虚幻，变成了华裔美国人悲剧性的宿命。

实际上，杰克本人在踏进美国国境的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影子，一个既不能做自己，又不甘心一辈子做别人的幽灵。伊琳也是一样，她名义上是杰克的妻子，但实际上又是他父亲的女人，无法向人启齿的阴阳两面生活也将她变成了幽灵。这在美国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华裔美国人几代人的心头都刻上了这样的字：“不能说”。“不能说”开始是政治、法律、经济等外在的原因导致的，而后来却逐渐变成了贴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标签，成了这个美国少数族裔的集体属性——沉默。沉默是因为不能说，不能说反过来就使人变得更沉默。这种因加果、果加因，因果叠加的关系最终只能使得事情变得永远不可言说，成为永远藏在心里、哽在喉头的痛，挥之不去又令他们永远不得安生。就这样，戴在华裔美国人脸上的面具逐渐变成了面孔，直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分清哪个是面具，哪个是面孔。可以说，华裔美国人整个群族秘密的幽灵就被掩藏在了这摘不掉的面具后面。

小说中最具悖论性的一幕发生在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作家把叙述的任务移交给了女儿维达。在离开唐人街、对所经历过的一切进行了远距离思考之后，成年了的维达决定用一种彻底的方式帮助父亲驱逐心中的幽灵。这个方式竟然是帮助年迈的父亲向移民局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入籍是杰克用坦白了自己“契纸儿子”的身份所换来的权利。一个“契纸儿子”以坦白自己伪造身份的方式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这本身听起来就很荒谬，但这还不是悖论的全部：在父亲眼中，成为美国公民对他来讲只有一个实际意义，那就是他能在晚年获得一生中自己做一次选择的自由——即获得在祖国和寄居国之间自由往来的自由。而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当移民局的官员询问杰克是用他“契纸儿子”的假名还是用他的真（原）名申请公民身份时，他在获得了选择的自由之后却丧失了选择的能力。况且，在他历尽艰辛的一生中，真名和假名早已没有了分别：真名已淡化成了一个符号，假名也已物化成了事实。真和假均已失去了本质意义，因为无论是真还是假，名字与身份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权力的附属品，于他都失去了意义。

最终的决定还是女儿为父亲做出的——用他的假名申请公民身份。她这样解释了这个决定：“我选择了他的假名，那个他已经用了大半辈子的名字，那个他为了爱放弃过的名字，那个使他真实的名字。”杰克只有以假身份才能进入美国，又只有在承认了自己的“假”身份之后才能获得申请“真”公民的资格，这一切都是种族主义对人貌似天然的自然与社会属性的扭曲。伍慧明似乎是在用杰克的名字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所谓的真实与虚假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它们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宜的、相对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逆转的概念。如小说所展示的，在假身份之下人们付出和得到的都是真感情，在真感情中，身份的真假已变得无足轻重。对于唐人街上这样特殊的家庭关系，作者早在15年前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骨》中就有过解释：“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时间比血缘更重要。”《骨》中的利昂是女儿莱拉的“契纸父亲”，《向我来》中的伊琳是女儿维达的“契纸母亲”，但在两部小说中那刻骨的父女情和母女情却是最让读者动容的，是华裔美国人在那段特殊的艰难岁月里培养出来的一种人间的美好感情。正是这种超越了亲情的美好感情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维达鼓励父亲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做法。究其深层逻辑，人们可以看出，如果入籍才意味着成为真正的美国人，那么它就同时意味着之前在美国生活了大半生、为美国社会做了一辈子贡献的杰克一直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瞬间的入籍仪式否定了一代人终身的追求。伍慧明用小说结尾的一幕将后现代身份观阐释到了极致：华裔美国人的“契纸”身份与经历是跨越了语言疆界之外的存在，它已溢出语言常规，是现有语言无法再现和涵盖的现实，这种存在不是人们按照常规逻辑就能够言说的，只能用幽灵的形式

三

伍慧明花了15年的时间将这段残留在华裔美国人内心深处痛苦而无法言说的历史书写出来，以亚伯拉罕和托洛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来看，这无疑是用语言的形式进行“驱鬼”的行为，是对过去噩梦的告别，也是新生活的开始。但以德里达的观点来看，人们业已掌握的意义或者同一性是压抑差异和变动性的结果，因为书写或语言本身就具有一种双重姿态：一方面它试图有区别地命名或辨认不能简约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始终在揭示自己的不充分性，在呈现自身的过程中抹掉自身。在这里，文学和理论文本所要说明的是同一个道理：真理、本源和意义这些我们认为是先天的存在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派生物，都不具有本质的意义。换言之，书写对事物的表述同“词”对“物”所采取的做法一样，都是“占有它们”，用人们已知的方法来命名他者，而这本身就已经驯化、抹杀了他者的差异性。这就是萨特在形容语言无力指称所有事物的现象时所说的“语言的阳痿”。《向我来》的例子以文学想象的方式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人的身份、姓名、国籍、家庭成员之间的既定关系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本质性和自足性，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获得不同的定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解读这样的作品时所显示的理论生命力就在于，它将挖掘不可知和不可言说之事作为开放和无终结的求索过程。而伍慧明是通过文学的幽灵叙事揭示这一切的。

如上所述，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本中不可叙述的那部分内容，而幽灵式的叙述带给读者的是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和令人深思的哲学思考。幽灵不属于任何时间和地点，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由之带来的能动性大大解放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它所特有的解放性赋予了我们无限的阅读空间。华裔美国文学以幽灵的方式讲述了美国少数族裔掩藏在背后的“不可言说”之事，对哥特文学的幽灵叙事既进行了内在的继承，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了对这个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的接受与转化、继承与超越，它自身也因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文学母题而焕发出无限的艺术魅力。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科研项目，项目编号：06YB10）

（陆薇：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编：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