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腥》：怎样把恐怖变成一种无聊

在《腥》的第106页，第四行，作者这样写道：“说起来，朱贵生和猪牯还是本家叔侄，但是猪牯的父亲没有出息，一生都靠租种朱贵生的田为生，就是猪牯当了保安队的副队长，得到了游镇长的器重，朱贵生还是看他不起……”

在本书的第202页，倒数第四自然段，作者又写道：“猪牯的母亲去世早，哥哥分家到外面住了，家里就剩下老父王秉益一个人，王秉益和镇上有头有脸的富户王秉顺是堂兄弟……尽管猪牯当上了唐镇的保安队长，父亲王秉益还是瞧不上他……”

我相信这是作者所留给我的最大悬念：猪牯既然是朱贵生的本家侄儿，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他应该也姓朱，但为什么他的父亲却姓王叫王秉益呢？

这个悬念直到小说结束，作者也没给我指出一条破解之路，好像猪牯在小说上半部本该就姓朱，但到小说下半部他就应该姓王。小说充满了各种悬念，但只有这个悬念我最佩服。

小说开篇就写一个身上带有腥臭味的画师宋柯来到唐镇，又交代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苏醒，只要宋画师一思念起她，身上便会散发出浓重的腥臭味儿。可见这腥臭味是一种爱情的香味儿。作者于是唤起我一个期待，想知道宋柯到底是怎样染上这种腥臭的，为什么既然是爱情的气味，苏醒反而会离开他？但大概因为小说头绪繁多，作者忙于顾左右而言他，到最后也没有交代。

不但没有交代，这腥味的身份越到后来竟也越复杂了：它既是尸臭的气味，还是放蛊人的武器，是给每个唐镇人鼻孔里安插的恐怖分子；而且这腥味，又不独宋画师身上所有，随着情节的进展，不相干的人也都纷纷“腥”起来。美好的爱情腥气终于越来越混乱到不可辨认，成为一锅乱“腥”。里面关于这气味的描写，既无前因，也无后果，不知道“腥”所何为“腥”，也不知道“腥”将“腥”向哪里。但是我仍然敬佩作者。

同样的例子还有宋画师屋里闹鬼的画像，本以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布局，应该很有发展延伸的空间，结果这些鬼魂也是有始无终，好像它们自己也整天无聊地不知道干什么。就像挂在墙上的一把猎枪，到最后连个屁也没放。但我仍然敬佩这样的安排。

有人一再地告诫，恐怖小说就是通俗小说，就是商业写作，不要期望像严肃写作那样严谨。我对这种告诫总是很无语，为什么通俗小说，商业写作就要不严谨，就可以有漏洞，有硬伤，不但没人苛责，还受到追捧呢？不公平嘛！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通俗小说大师，写东西不仅仅严谨，而且严肃，不会糊弄读者，相反，他们在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去探求同样严肃的意义或者价值，同样为人类留下杰出的文学遗产。我不想去举例说明，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而且我还认为，通俗小说，一点不比严肃小说容易。在写作的难度上，它们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必须坚持一个底线：诚恳。

怎样才是好的恐怖小说呢？难道只要持续不断地反复甚至重复地渲染那种巫蛊的自然氛围（弥漫的雾气、可怖的坟地、幽暗的黑森林、死鬼鸟的羽毛、神秘的白影、女人哀怨的呜咽喘息，狗的惊叫），通过对某种超自然力的堆砌式地描述，恐怖和悬念就出来了吗？难道可以不去管恐怖和悬念的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吗？好像很多写恐怖小说的人都仅仅满足于造这种“境”，而不管这“境”里有没有实在的动机。这是一种多么空虚和无聊“境”啊！这是一种多么无聊的恐怖和无聊的悬念啊！

小说《腥》的大体故事可以概括为：抗战结束后，在南方某个封闭的小镇，因为无意中冒犯两个放蛊的女子，一些镇民纷纷被蛊术害死。而那两个放蛊的女子住在黑森林里，是师徒关系。师父爱上镇子上专为死人画像的宋画师，宋画师浑身的腥臭令她迷狂；她为了宋画师能在镇上住下去，就暗地里放蛊杀人，终于被捉处死。她的徒弟又为她复仇，继续杀害镇上的人，却也莫名其妙爱上一位镇上的“英雄”……还有一条副线则是对镇上各色人无聊生活的摹写。

作者的意图似乎仅仅在写一个无聊小镇的无聊毁灭史。小镇的存在让人看不到价值所在，它的毁灭则不应该是悲剧，但似乎也不是一出喜剧，客观点说，更像一出无聊的正剧。看不出小说深层的动机所在，似乎先天动力不足，就像朝鲜前些日子发射的火箭一样，飞到一半，就坠落到太平洋。洋洋洒洒25万言，故事只进行到三分之一，底牌就已经提前翻出。剩下的，都是在重复前面的动作，第一个放蛊女死掉了，还有徒弟来复仇，而花样也没啥翻新，无非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死，死状也一样，肚子里被放进蛇蛊。唐镇上那些等死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疏离的，平面的，这些死自然也就缺乏了层次感，纵深感，无非是一个一个又一个，死得要说有关联也牵强，死得要说有原因也毫不足惜，读多了，只能是无穷的乏味和无聊。

两代放蛊女，都是为爱情而杀人——这也许就是小说被包装为爱情小说的原因吧——却一点也不让人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假人，纸人，内心世界贫乏的可怕，我觉得这显示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匮乏。想想聊斋里的那些狐女何其可爱灵动，内心世界何其幽微玄奥。我们为何能喜欢能感动能同情？而对李小说里的爱情妖女，却为何不能呢？而且，在这里李西闽写作修剪的不精当又暴露了一下，第二代放蛊女，斜刺里又多出来一个傻丈夫和一个可以用鞭子抽打她裸体的“恶公公”，而且是惊鸿一瞥又莫名消失。这位放蛊女被管教的如此严厉，居然还能用法术去偷情，然后为爱杀人，真是匪夷所思。——好在这是恐怖小说，什么都可以用悬念来解释。

偶有一些聊做谜团的小情节，作者似乎也无力去剥茧抽丝地化解，都以近乎蛮力的怪死啊，臭气啊，疯癫啊解决掉了。再加上语言本身的不讲究，仅有一点悬念，也被多余的文笔破坏掉。简单举个例子，书的166页，写到王秉顺和镇长一起打麻将，他总是赢，别人问他怎么总是这么好运。

“王秉顺意味深长地说：‘好运还在后头呢！’”

写到这里按说可以结束了，这个人可能是阴谋家，将有不良企图，不料作者仍意犹未尽，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话：“谁也听不出他话中隐藏的深刻含义。”

不是我联想力丰富，读到这里，我真的想起接电话的小孩子常犯的那种错误：“我妈妈说她不在家”。——呵呵，“谁也听不出他话中隐藏的深刻含义！”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一下这个小说的文风，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叙述拖沓、冗长、啰嗦、重复、粗糙；遣词造句之不讲究，不严谨，不克制，不知道是不是网络写作的习惯使然；很难理解，作者怎么能容许语言泡沫般的膨胀呢？这似乎跟小说内在动力之不足有很大关系。一般情况下，如果推动小说前进的动力很强劲，语言也应该是干练的，迅速的，紧凑的，简洁的；如果动力不足，在语言上就会显得粘滞，拖沓，啰嗦，在每一个微不足道无关大局的细节上纠结，或者反复甚至重复地去摹写同样的动作、人物和景物。

我觉得任何一个爱惜羽毛的作家，首先会很在意自己的语言。他们不允许读者去诟病他们的语言，因此会对自己语言训练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严格的训练会带来一种写作的自觉，有自觉的作者会监督自己不在语言里注水，加料，掺沙子。他们会反复修改自己的文字，用减法使情节更紧凑，使故事更坚固，语言的魅力也从而会以乘方的效果呈现。有志于为汉语增添魅力的作家都会这样做。10万字可以完成的东西绝不用10万零一个字，更不用说15万20万的硬抻。

我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悬念小说，从开始到结尾，一直是雷同的悬念悬念悬念，而永远没有谜底？有没有这样一种悬念小说，我们已经知道谜底，但我们和作者一样，假装不知道，依然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一个老命题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何以依然如此匮乏？

为何我们的恐怖小说还是脱离不了“丛林时代”呢？似乎我们又无力去用想象力更新这些“丛林”里的事物，依然是农业社会的想象力，刀耕火种的想象力，从题材到表现方法，都还在“丛林”里打转，都还在用一种“放蛊”的方式企图去迷惑读者。

他们写“巫蛊”，却又不能使自己的写作巫术花样翻新，升级换代。

考察我们记忆中所存有的和蛊术有关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是三流之外的，没有产生过一部高级小说。这很让我怀疑，蛊术，作为一种民间方术，不论是否真的存在，是不是以之入文学，就像强要二人转提高艺术层次一样，是不可能的？蛊术似乎也只是适合在为毫无意义的恐怖文学利用；或者，有能力写作高级恐怖小说的作者，又不屑于使用蛊术这种题材。

中国何时出现真正好看的恐怖小说，不要被当作笑话读的恐怖小说？斯蒂芬金所说的：“希望读者能在阅读我的小说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而死。”而我们的要求仅仅是，不要读完只是添恶心，倒胃口。我们的作家不能干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在恐怖之后感到真正的生之惊悚，而不是在恐怖之后，感到无聊和空虚，更不能假装姑且认为这真的很恐怖。我们的读者也不能太迁就，因为没有美食可吃，就把盒饭当正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