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中国《【EEO书评】打探知识人的精神世界》

《南方都市报》书评人 焦建 作为一家拥有良好报道理想和愿望的大众传媒，《南方人物周刊》在创刊几年来的时间中，它所进行的人物报道尝试，在开拓这一报道领域的广度及深度之外，因为内容的独特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它在努力开掘热点人物多侧面内容的同时，也会努力将那些值得关注的非热点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为一种提醒，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这本杂志内容的集结，李宗陶女士的这本《思虑中国》，便是这种意义的一种现实展现。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中所集体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对36位中外学人、思想家、文艺家的精神层面的再认识。

起码对一个会愿意捧起这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阿城、刘索拉、陈丹青……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了解？

通过访谈采访进行人物报道，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报道方式。但把一个人真正写成一个人，把他们的所思所想作为报道的内容，不整“假大空”和套话，是这几年才逐渐复苏的一个过程。这种报道困难便在于，那些值得关注的“有性格”的人，他们要么不属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对体制有所怀疑和反抗，要么是久居国外思想更加开放和自由。针对这些报道对象，真如阿城在本书后记里面所说的那样：“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给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的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是的，他们跟你交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即便是有些人希望通过传媒让别人对其有所了解，为什么要选择你而不是别人来说出这些话？

或许这是所有新闻行业从业者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事这种职业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可以让记者本人每天都见识不同的事情和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但填满这种叙述的现实实践，要远远超出单纯有趣的范畴。抛开单纯事件性报道给记者带来的人生安全的威胁和对突破能力的苛求之外，人物性报道需要的则是记者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努力。

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假如不是彻底不知道什么是毫无畏惧，假如具备一点点敬业精神和对报道内容质量的自我期许和追求，采访这些人物都将会是一件令记者生畏的事情。李宗陶女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系列令同行都可能会感到肃然起敬的报道。也许这些报道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阅读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发现，作为访者的李宗陶，已经赢得了被访者的尊敬和重视。她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作答的。

这或许是因为记者李宗陶女士本身的厚重。这种厚重所代表的是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具备的敬业精神和努力。正是凭借着它，记者才可能赢得被采访对象的尊敬，从而得以管窥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慢慢在啃余英时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2005年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读过的单行本，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囵有个了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不必再谈更多的细节，这种敬业的追求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能够完成针对这些人物的访谈，本身便是一种证明。而李宗陶女士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对自己的报道，产生了自己的思索。这种通过自身的厚重对这些人思想世界的打探，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里有益的一种思想资源。“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个评语，李宗陶配得起。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5/03/content_779008.htm

这是原文，编辑删改的的确更清晰了：

以自身的厚重打探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张立宪看来，他做《读库》的标准是——谈的都是百度Google不到的人物，要做内容的提供商，而不是简单的消息传播者。“因为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版面的上的人物，早就已经被掏干了，你做一个所谓的刘德华独家专访，又有多大的意思？他还能给你多独家的东西？”

从单纯的传媒内容开掘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很有益的积极尝试，而张立宪先生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换一种角度来说，假如所有的传媒都以这种观点来进行新闻传播活动，那么或许也不是毫无弊端的。从极端的角度来说，每家媒体都在自说自话，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共识将因此无从产生。当然，这是及其理想的状态，大众传媒的特性之一，也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一种宿命便是——它们肯定只会关注那些已经成为热点的话题，至于将来有可能成为热点的内容，还是交给张立宪这样的先行者吧，他们试对了，后者便会一哄而上，试错了，后者自然没有关注的必要。

作为一家即便是拥有良好报道理想和愿望的大众传媒，《南方人物周刊》肯定也无法避免对于发行量的追求。但在这本杂志创刊几年来的时间中，它所进行的人物报道尝试，在开拓这一报道领域的广度及深度之外，因为内容的独特性，这本杂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它在努力开掘热点人物多侧面内容的同时，也会努力将那些值得关注的非热点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为一种提醒，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这本杂志内容的集结，李宗陶女士的这本《思虑中国》，便是这种意义的一种现实展现。而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中所集体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对36位中外学人、思想家、文艺家的精神层面的再认识。

起码对一个会愿意捧起着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阿城、刘索拉、陈丹青、……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了解？在这些问题得到澄清之前，他们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时常被提起，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的确是一如既往的陌生。开掘这些人，应该算得上是对于社会公共知识资源的另外一种开掘的进路，这种进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比完全开采一个新的领域，要艰难一些。

通过访谈采访进行人物报道，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报道方式。但把一个人真正写成一个人，把他们的所思所想作为报道的内容，不整“假大空”和套话，是这几年才逐渐复苏的一个过程。这种报道困难便在于，那些值得关注的“有性格”的人——他们要么不属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对体制有所怀疑和反抗，要么是久居国外思想更加开放和自由，针对这些报道对象，真如阿城在本书后记里面所说的那样：“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给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的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是的，他们没有体制的约束，跟你交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再加上对这些人的开掘所带来的意义本身，也并不足以让这些人真正对记者展开心扉；即便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希望通过传媒让别人对其有所了解，为什么要选择你而不是别人来说出这些话？

或许这是所有主动从事新闻行业的从业者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事这种职业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可以让记者本人每天都见识不同的事情和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但填满这种叙述的现实实践，要远远超出单纯有趣的范畴。抛开单纯事情性报道给记者带来的人生安全的威胁和对突破能力的苛求之外，人物性报道需要的则是记者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努力。

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假如不是彻底不知道什么是毫无畏惧，假如具备一点点敬业精神和对报道内容质量的自我期许和追求，采访这些人物都将会是一件令记者生畏的事情。李宗陶女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系列令同行都可能会感到肃然起敬的报道。也许这些报道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阅读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发现，作为访者的李宗陶，已经赢得了被访者的尊敬和重视。她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作答的。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或许可以给上面的问题得出的一个答案是：因为记者李宗陶女士本身的厚重。这种厚重所代表的是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具备的敬业精神和努力。正是凭借着它，记者才可能赢得被采访对象的尊敬，从而得以管窥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慢慢在啃余现实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2005年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度过的单行本，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囵有个了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不必再谈更多的细节，这种敬业的追求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能够完成针对这些人物的访谈，本身便是一种证明。而李宗陶女士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对自己的报道，产生了自己的思索，如何避免让自己的报道不给被访者添乱？如何得以更加贴近这些人的心灵？这都是一种不止对记者本人，也是对这个报道领域里的宝贵实践和思索。

外表秀气内在却强韧的李宗陶完成的这本书，这种通过自身的厚重对这些人思想世界的打探，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里有益的一种思想资源。“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个评语，记者李宗陶配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