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技术角度看历史》

技术角度看历史

《万历十五年》是经典之作，其写作之风开启了一个潮流，带来了一大群续貂者。然而，大多数人都是只学到了此书的通俗清新的讲史风格，然后去写历史科普读物，靠自以为是的幽默和阴谋论来吸引大众，没有自己的历史观。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万》也是同样风格的书，但事实上，此书是一本非常有深度的历史著作。

就我这样一个学理工科的人而言，《万》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新视角。比如，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巨大的帝国进行管理可以等同于一个工程上复杂系统控制的问题。

黄先生提到，中国必须尽早统一的原因为外患，天灾等。那么无论是何种原因，现在需要在一个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控制架构，即等效于在一个软硬件设施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让你设计一套复杂系统控制机制。

困难在于：

D1： 各地差异巨大，风土人情，地理政治都不同。说明系统中有很多不同性质的部件。

D2 ：没有发达的通讯，交通系统，各地信息很难交流，集中到中央。各地路程远近不一，帝国南部的边境的新闻传到帝都恐怕早就是旧闻了。说明系统中信息反馈的时延很大，无法保证在信息失效前收集到足够的信息进行决策。这对一个控制器来说是致命的缺陷，因为没法构成一个稳定的负反馈。

D3 ：没有专业的经过训练的官吏。古代没有现代管理学，没有中央党校，颁布太高的行政标准，手下人也无法实施。农业经济能供养的官吏也不可能太多。就是说这个控制器的硬件还很落后业余，不是专业高速处理器件，同时数量有限。

面对这些困难，古人是怎么做的呢？和现在一个工程师能够想到的也差不多。

做法：

S1： 基于D1和D2，在无法及时获得系统中各个成分的具体精确信息时，不妨将其建模为独立同分布（可以简单理解为同样的）随机过程，不去区别他们的不同，其统计意义上最优有数学定理作为保证。此即《万》中说的画方块，认为陕西，河南都是方的，没有区别(或者只关心最大的几个区别一样)。这种近似虽然看起来可笑，但在实际工程中是有效方法，在管理水平很低的时候，去关心小节不同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有差异，你也管不了这么细。

S2： 基于S1和D3，既然抹平了很多差异，而硬件能力不强的时候，系统应该按最脆弱的元件去设计以增强稳定性。这就是木桶的短板原理，比如各个省的情况不同，为了稳定，按最差的省来制定。保持让最弱的地区可以接受，这样才不会闹事，才会稳定。这就是要把税收，军备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准的原因。

S3 ：知道S2的最法不能匹配很多实际情况，会出很多问题，系统中应该预留很大的裕量，来处理突发事件。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比如某地的特殊性如果长期被忽略可能导致事端，也由于外患和天灾，这都需要中央保持很大的权力和资源来对付，即必须加强中央集权。

上面S3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种种“运动”屡见不鲜的原因，“运动”本身就是这种系统应对突发的状况的表现。“运动”之所以不能“制度化”的根源在于“制度化”的成本太高，“运动”的常态不是中国能承受。只有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运动”一次缓解一下问题。

因为以上的系统管理比较粗糙，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高的管理水平，这时系统可以有两种演进改革方式：

P1： 更强大的集中式系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可以有效收集各地信息，快速做出恰当的反应。遗憾的是，知道万历年间，通信技术尚未到达这一水准。硬件尚不具备，更遑论体制改革。

P2 ：分布式的系统。给各地更多的自主权，让各地***因地制宜，中央***宏观上予以调整。如日本各地的大名和幕府的关系，然而这有悖于S3。即在这种状态下，由于D2，中央无法保证对各地的有效控制，要冒有事时无法有足够力量应付突发事件的风险。

因此对于万历十五年中国而言，以上两路都不通。值得对比的是独立后的美国，除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刚好赶上了通信技术，如电报，电话等的发展。得以在一个更好的平台上搭建更为合理的框架。

而更为艰难的是，不同于工程中毫无感情的软硬件，旧有的管理体制会滋生所谓的官僚体系，相应的学术学说，从而使体制革新更为困难。

这些都是万历十五年，某工程陷入困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