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江南三州称繁花》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是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1993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2005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一农翻译。

帝国，特指中华帝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的国家政体。晚期，这些城市的发生在本书中上溯宋，止于晚清。江南，中国长江下游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其中杨州实际在长江以北，却因文化与经济特质，在地理空间和历史空间上，仍旧归于江南。

台湾城市研究学者李孝聪在“中文版序”里说：“该书汇集了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和日本学者对中国长江下游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等城市的研究，可以说至少体现了当前国外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最新方法和视角。”

因此，在《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的研究视域，属于西方的。城市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等，其中以工商业与人口构成为剖析重点。参考的文献多为地方志、明清笔记和现在的城市研究专著与论文。

城市是一个矛盾集合体。皇权行政与工商地位，区域经济与社会文化，城市市民与工商及城市管理者之间关系演绎趋势，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研究的城市的文化特质因迥异于西方，也令研究者充满兴趣。

意大利学者保罗•圣安杰洛在研究〈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时写道：“我们关于帝国晚期士绅生活方面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苏州上层社会活动，这个城市高雅的文化被所有人所敬仰。当地人顾炎武，在他的著作《肇域志》中记载：

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之。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经之缎。

部分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繁荣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苏州府是帝国中考取进士最多的地区之一，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特征，因为苏州大部分人口都从事贸易和制造业。”（《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P102）

苏州、杭州和扬州——江南三州，不仅领引江南城市的时尚，甚至于作为先进文化，领引整个帝国晚期城市的时尚，其辐射在空间上远达内陆的成都，在时间一直延续到民国。成都方言中有“苏气”、“杭式”，便是例证。

当然，苏杭的文化时尚，还可以上溯到“衣冠南渡”的南北朝时期，及南宋时期，中原文化与江南自然风物的交融产生现来的江南文化特质。

最重要的是，苏州、杭州及扬州文化价值取向，正好代表中华文化的精髓：重精神与情感，不似西方重物质的价值观。

优雅的生活为整座城市的时尚。“社会生活十分繁忙，迎来送往之中，穿插着诗歌的朗诵和学者的聚会。在苏州不会缺少娱乐，这个城市以享乐主义闻名。”《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帝国晚期的苏州城市社会〉》P104）

与之相比，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记述的，欧洲的城市是显得过分物质化与城市生活的酒精弥漫。

因此，江南三州作为城市文化，最特别处是推崇士绅的生活。这样的士绅生活是江南城市园林——人类居住文化最高典范——为生活场所的，以琴棋书画的为生活所必须的精致的日常生活。如此的诗意栖止，也影响着城市一般知识平民，如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的日常生活的描述。

在明清时期，江南三州的富裕的士绅修建了很多新园林，这些园林增加最了自宋元以来苏州园林的数量。这些“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即让人居住在城市，又让享受着大自然的风趣。园林为帝国晚期江南城市最重要房地产项目，它即是物质的居住，又是文化精神情感的享受，以此而带动的江南三州的饮食业、纺织业、手工业等等成为江南三州城市的经济特色。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的特质，不仅在于它的地理空间上水乡美丽，历史文化的富集，经济的发达，而在于江南三州文化的本身特质。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美]林达•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成一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1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