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灯的使者《今天的昨天》

今天的昨天

一九七八年，《今天》杂志诞生。

我不确知时隔三十年，我们是否清晰《今天》的意义。在当下缅怀抑或是悼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氛围的情绪下，很有可能我们以怀念替代了更应抱持的态度。在我看来，单纯的怀念与伤逝，并非最好的方式。有时反倒让我们错失更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墙外一树好花开，《今天》杂志在海外复刊，同时开辟了一个《今天旧话》栏目，所刊文章亦如其名，多为回忆之作。我猜想，主事者当年未必有多明确的目的，如今却得感谢当日这一篇篇纯是话旧的文章，让我们知晓历史原来可以如此新鲜泼辣。无为地记取昨日，那是对历史的一种惦念，过于有心，则是要历史开证明了。

现在这些文章汇集成《持灯的使者》一书。

我很看重这书名。“持灯”，多好的字眼，并非是说光亮，倒是点明了彼时周围的“暗”。“使者”两字有些厚重，却透着种独持己见的倔强偏执。在一片暗蹙蹙的环境中，有人愿意手持明灯，予人亮光，看似浪漫无比，实在是颇为危险的，也甚是孤独。《今天》的境遇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打开书，自有股气场围拢来。与现下冗漫佻达的怀旧文字不同，书中的作者写得恳切平正，没有文艺腔与怀旧气。他们真是很认真地在回忆昨天，惦念昨天。未必对昨天有多少爱慕难舍，但无一不确知昨天的重要。昨天不是因为它被承认而有意义，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含藏丰厚而有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太多看重“意义的昨天”，抓到的不是“昨天”，只是贫乏的所谓的“意义”。

“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有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齐简想起她初次读到食指诗歌时的情景。同时，齐简完好地保存了北岛一九七三年的手稿，我们才知道《回答》的初稿原来是这样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

高尚是高尚人的墓志铭，

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

——这就是圣经。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底，……那天我从西单回到家里，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家里床上桌上，到处是一叠一叠的纸，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哥哥正和几个人忙着装订成册，他见我疑虑重重，就告诉我，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办起了一份文学刊物，起名《今天》。我一下子明白了，那些潜藏在地下多年的诗和小说就要出世了。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原来《今天》是这么冒出来的，多亏北岛弟弟郑先的回忆。

阿城讲到诗人三午，“三午念诗，声音是颤的。念完之后，总是说，‘还有一首’，或‘再念一首’，几个笔记本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了，‘这是二十年前写的，你听’……”，“好饭好菜与三午是惺惺相惜，用‘烈火干柴’形容男女事，较之三午饮食，显然不够分量。”

不单是诗人，还有曾经为《今天》冒险工作的人们，譬如徐晓、崔德英，赵一凡。尤其是赵一凡，如果不是集子里的几篇悼念文字，也许我们将永远错失这个人，事实上我们已经错失了。姓名不彰，腿脚不便，没有工作，只靠给商务印书馆校对书籍维生，却执着乃至执拗地为《今天》做事。

一平在《为了告别的纪念》一文中这样写道：“一凡是个简单的人，而一凡又是个圣洁的人。……从六十年代末，一凡就是北京地下文坛的一个中心。不少人到他那借书，聊天，传阅作品。对于一些人，一凡是他们的文化启蒙者，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一凡又是个收藏家，他几乎保有全部的红卫兵小报，还收集知青信件、地下文学、思想文抄。……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有数吨之多。……一凡死后，这批资料被家中的佣人作为废纸卖掉了，朋友赶去时已所剩无几。我至今无法平复对之的悲哀与遗憾。”

“一凡近乎一个奇迹，仿佛人性中那些被摒弃和丧失的品质都汇集到他的身上。很长的时间，我避免使用“爱”、“善”、“高尚”、“道德”这些词汇，因为它们或为权力或为庸俗所霸占所玷污，今天我把这些词汇交还给一凡，以洗涤并恢复其本来意义。”

我们习惯了只打量聚光灯下的人物，对焦点之外的往往视而不见。

读这书，我常觉得当下的时代竟然是极度匮乏“故事”的时代。没有故事，没有细节，嚣骚庞大，却也平浅支离。那时，果真是静，可静水流深的底下是兀自勃郁的惊人能量。书里这样的细节与故事还很多很多，他们构成了时代的“肌理”，质感绵密。且这肌理上自文革，下延及此后国中当代文学，不容小觑。

可我总不满足。当《今天》诞生的时候，我们并未多么看重它；如今虽声名流播，可时代变样了，我们也未必会看重它。

有名望和看重是两回事。

不过，能读到这些文字总是好的，不为其它，单是为了看看书里这群人的自甘边缘自履其道，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