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菊花与刀》阅读二 现实的力量

7世纪时，日本便从中国引进了佛教，并尊之为“国教”，但对于外来的文化，日本从来都是有保留的吸引。（佛教在东汉时自西向东传入我国，也是处在连绵不断战火的百姓们迫切需要一种精神(需求）解脱。日本人有保留吸收精神类似于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主动的、积极的、开放的学习精神，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我们常以此而自大，但是从结果来看日本始终是处于主动的、健康的吸收，甚至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吸收了中国文化中他们所需的部分，就象中国土地上的生出的草被日本羊转化成羊肉，我们不能简单的断言羊肉就是草变的，真实的情况中日双方更应该互相学习，从日本对外界文明的吸收包容的态度对比来说，他们做的更好，中国的文化更应该讲究包容、而不是在思想文化及各个领域里求大求纯，当然这很难。不过我可以借鉴这点来做好自己的事）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思想。日本人称皇帝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中国如此频繁地发生王朝更迭，日本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的人身是神圣的。....日本人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虽然说天皇在一定的时期内仅仅是个一傀儡，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但是在天皇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没有发生类似中国的皇种的变化，始终是一个族系的人脉脉相传，即便是有大将军享有几乎不受节制的权力，但是从来没有出现夺位、“禅让”、改朝换代等等的事，确实很有意思）日本人把德绝对化，从而背离了中国人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孝行的概念，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忠、孝）视为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作为忠孝的条件，这个德即是“仁”，但它几乎意味着西方人在说良好人际关系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在日本从未被接受。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种崇高地位。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释并贬低了中国体系中这个关键性的德，并且不用任何东西取而代之以使“义务”成为有条件的，因此孝行在日本成了必须履行的责任，即使这意味着宽恕父母的邪恶和不义。...(然而)日本人则仅仅拜祭最近的祖先。...除了对那些还被活人记着的人以外，日本人并不重视孝行，他们专注于此时和此地。...日本不像中国在其有记载的历史并没有36个不同的王朝.日本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它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中它从未把社会结构打碎过它的模式是永恒不变的。...日本人赞美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样也赞美报复的主题。而这两者都是“义理”，忠诚是对一个人的主君的“义理”，对一次侮辱的报复是对一个人的名誉的“义理”。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个方面。...中国人把对侮辱与诽谤过分敏感视作是“小人”——道德上渺小之人——的特征，不像在日本那样，这并不是他们理想的的高尚品性的组成部分。...对自尊心很强的日本人来说，禁欲主义即自我约束也是对名誉的“义理”的一部分。 （不作评价，权当开阔思路用，或者说，走路可先迈左脚，亦可先迈右脚）

在日本，作为一个从业人员，对名誉的“义理”也是要求十分严格的，...即便不知道也要装作知道。...因此不当面谈论一个人的失职行为被看成是一种聪明的态度，这也被看成是一般的礼仪。...日本人确实是一个讲究礼貌的民族，但不能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很难理解为何对那引些无足轻重的话认真得要命。...“牧野吉夫《我的童年》里写到：请让我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生活中的思考）

日本人是从其他地方寻求其侵略根据的。他们非常需要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狂暴。（而战败后的日本发生180度的态度大转弯）目标依然是博得好名声。诺曼《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而出现》不管在这些攘夷急先锋的态度大转变后面潜伏着多么复杂的动机，人们都不得不对这一行动所表明的现实主义和镇定自若表示敬意。”（历史与现实，还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