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菊花与刀》阅读三 心灵的震撼

日本人总是极为坦率的否认所谓德即是同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日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扬言这正好证明日本民族道德的高尚。据他们说，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凡未达到该标准的便是有缺陷的。“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佛教哲学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彻底地宣传说，每个人都能成佛，道德规则不在经典之中，而要到自己大彻大悟的清净无垢的心灵中去寻找。（近似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相对于有罪推定的进步性，再加上有人性本善（好）的假定效果，灵魂的自由程度，不仅仅是古代，对于今人而言，还是是令人羡慕，如果从黄仁宇所说的角度来说，更能体会到一种思想上的震荡，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为道德设标准，而且还默认人性本恶，或者说人性需要约束修练，这一切均是为下一步的假借道德的力量来维持统治作铺垫，你的所做所为的正确与否并不立即确定，也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甚至不存在一个可以准确界定的标准，你的品性终将借助于上层的结论（看法）来评议你的生命的档次，在你生的时候是这样，在你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文化有类似于人人均能成佛（不是人人均可成佛，细微之间，天地之别）民众的心灵禁锢不知要解脱多少，当然，统治者是绝对不会让自己那么吃力的。）

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指责某人不公正，而是明确指出他在那个特定领域内没有达到公认的准则。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许多的圈子所组成。（类似的情况，时至今日，凡是中国国属的单位，还要以德能勤绩廉综合评定一个人的表现，评定本身并没有错，但刻意的综合有时无法掩盖标准间的自相矛盾，要让人在混沌下得到一个好的评价，在实践上是相当的怪异（甚至是与实践对立），且终将有一个最终的界定，仍然是道德的界定）

西方人很难相信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形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我们的经验中并不包括如此极端的可能性。然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我们所认为的矛盾——却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中，如同统一性深植于我们的人生观中一样。 （虽说是矛盾，但其中的包容性，宽广性令人思索）

他们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一场戏，这场戏要求在一个“圈子”与另一个“圈子”之间，在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行动方针之间，刻意保持平衡，每个“圈子”和每种行动方针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根据其本性行动，每个人就都是善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道德箴言只是证明中国人是一个需要此类东西的民族，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劣等性。...（在日本的小说、戏剧里）主人公陷入了“义理与人情”、“忠与孝”、“义理与义务”之间的冲突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由于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义理”的责任；或是由于他无法同时既偿付在“忠”方面所欠之债，又偿付在“孝”方面所欠之债。...这些义务都是“善”的。在两种义务之间作选择如同欠了太多债的债务人所进行的选择，眼下他只能先偿还一部分而将其他部分置之不顾，但他偿还一笔债务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他债务。...（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结合叔本华哲学中的部分内容，这些有点荒诞不经的理论其实是很客观的，善恶本身就是是很主观的，而深层次的善恶并没有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实际的联系，表面上的判断善恶还是道德这个工具的延伸，所以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好，说的对的不如尽可能把事情做对）

日本的葬礼和出生仪式也不受任何转世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并不是日本的思想方式。涅盘思想也是，它不仅对一般民众毫无意义，僧侣们自己也把它修改是不复存在。...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兴趣去想像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神话是讲述神而不是死者的生活。他们甚至抛弃佛教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任何人，包括最微不足道的农夫、死后都成佛。...如果干什么都能成佛的话，人就没有必要终生禁欲以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全体的民众不需要用刻意忍受当下的苦难，来换取来生荒诞虚无的天堂，这样的文化不但是民众思想上的解放，而且还能提醒人民正视眼下的生活，好好努力，好好享受（享受为什么只对下等层次的人民是罪恶呢）还对统治者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压迫，这个思想包袱为什么不能让上层人来背负呢？客观真理！）

（当）失去了观察的自我（时），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在任何场合，可以认为是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日本人感到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是沉重的负担。他们说，这些约束一旦被去除，他们便变得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观察者的自我视为自己身上的理性原则，并在危机中以“保持机警”而自豪。...日本人阐述这种信条最极端的形式是他们对“像已死的人一样活着”的人的高度赞赏。...“无我”的哲学基础也是“像已死者一样生活”的哲学基础。在这一状态中，人抛弃了一切自我监视，从而也抛弃了一切恐怖心和警戒心。他变得如同死人一样，而死人是超越对行动的正当与否加以思考的必要性之上的。死人不再报“恩”，死人是自由的。国此，说“我将像已死者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从冲突中获得最彻底的解脱。；它意味着“我的精力与注意力能够自由地直接去实现我的目的。我的观察者的自我连同其一切恐惧的重荷都不再存在于我与我的目标之间。干扰我以往努力的消沉倾向和紧张不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死亡既是永恒的解脱，也可以做为亲密的伴侣来影响生活，这个见解独到、深刻）

当我们说到一个没有是非之心的美国人时，我们是指不再有罪恶感的人，并且必定随之有恶行。但最日本人在用相同的措词时，他指的是不再感到紧张和受妨碍的人。美国人指的是坏人，日本人指的是好人，修养有素的人，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其能力的人。他指的是能完成最困难和最需要有献身精神的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巨大强制力是罪恶感，一个因是非之心麻木不仁而不再有罪恶感的人就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该问题的解释是不同的，根据他们的哲学，人性本善。如果他的冲动直接体现于行为中，他的行动便是合乎道德并轻松自如的。因此，为了达到“练达”，他经受修行，以排除“耻”的自我监视。只有在此时。他的“第六感官”才摆脱一切障碍。这是他从自我意识和冲突中的彻底解脱。

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总觉的中国与日本相对比，中国强在上层，强在***，这种强是与国民相对而言的，而不是与外国比较，因为从秦始皇起，中国就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文化政治道德各方面对人民实行统治，至今犹是；而日本的相对而言***的力量似乎弱，当然这也是与国民相比的，你看日本的文化中民众有更多的生活的权利，他们没有动荡的皇权更迭，没有文字狱，没有株连九族，没有妇女缠足，没有投胎转世 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政治运动，没有腹诽德等等，而我们所不齿的他们的忠诚与集体主义观念恰恰是我们心虚而自叹不如的，即便是他们的色情文化其实在中国却有更大的市场，所以，日本的国民有更大的自由，有更多的权利，有更真实的意思表示，他们虽然没有象我们一样表面上强大的***，但是在真正对抗的时候，却能表现出更为强悍的力量，总之他们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均远胜于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其实是最大的政绩工程就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说起，我们在精神文化上面经受了多少次莫名其妙的整肃，所有的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这个几乎是中国国家的死穴，然而却不得不仍然依靠这个来进行治疗，十几亿的国民不能自下而上的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在被统制的时候是这样，让上层轻松舒服是全体中国人的心声，然而在被侵略奴役的时候也是这样。“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等等的内容只有灌输才能被接受，我们厌倦这样，却不得不这样。 真可悲，我也是现在才更深刻的明白了什么叫解放思想。只有充分的对比后才知道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思想被束缚到了吃惊的程度，对我们从小进行的教育，被我们想当然接受的相当多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天生就正确的！面对传统的教育我们并不是只能说是，也可以说不！对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表衷心，对于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这不是离经叛道，仅仅是地球上很正常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