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高兴还是不高兴，这是一个问题》

高兴还是不高兴，这是一个问题。

可偏偏，主语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这就好像让刘欢去跳皮筋，让姚明去打太极。“中国”这个词儿一旦被赋予感***彩，就变成了一个箩筐——无尽的矫情、闷骚、怨气被青春期或更年期的原教旨民族主义者们一股脑倾倒进去。

看罢《中国不高兴》的封底文字，我恍若听到了黄健翔在06年世界杯经典的解说门：“你不是一个人，你继承了‘中国不高兴’的光荣传统，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毛主席……在这一刻灵魂附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什么“某某事件背后鬼影憧憧，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越来越具体化和明目张胆”，什么“某国领导对中国的屡屡侵犯，是卑鄙下流的机会主义作祟。”全然一副“举世黑暗，唯我独革”的红卫兵姿态。

我倒纳闷了，为什么到了2009年，这种冷战式甚至文革式的话语会死灰复燃？为什么《中国不高兴》东拉西扯的五位作者，要顶着“专家”、“学者”之名，裹挟民意，甚至蓄意煽动民意中的盲目和不成熟？

幸好，许知远新书《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的面世适逢其时。《醒来》用一种完全异于《不高兴》的叙说方式来抚摸中国、想像中国、诘问中国。“中国”从主语变成了宾语，这是许知远对《中国不高兴》的点火者们的一记棒喝。虽然这棒喝也许只是“话语”意义上的暗中较劲。在吴晓波为《醒来》写的序文的开头，他引用了奈保尔的一句话来阐释许知远的姿态：“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几乎是我们言说祖国的唯一方式。

当我们习惯了把中国当成一个万能的魔法球时，我们其实正站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魔法球的中心。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缠着我们，吮吸着我们又被我们吮吸。我们真的那么有信心代言这个以五千年为横坐标、九百六十万为纵坐标，还抛出一条十三亿的抛物线的函数图吗？《醒来》提供的切口是可贵的，它既保持了对宏大的历史和政治话题的兴趣，又将这种兴趣缩微到个人化的程度；它摒弃了时代传声筒的虚构姿态，却焕发出一种更富感召力的好奇心；它并不独断地将结论强加给读者，而是领着每个读者一起来“盲人摸象”。

在《醒来》的《不断革命》一节里，许知远写到：“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当时七岁，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而在《越来越大的阶层反差》中，他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常疑惑，2005年的中国人和1905年的中国人还相似吗？和1005年的中国人呢？”

当然，《醒来》还远远不够完美，作者对发问的兴趣远远大于回答。但与《不高兴》相比，却完全可以说，前者代表了一个现代公民和知识人对教条式教育的冷漠感的挑战；而后者则是文革写作小组在2009年吊诡的复活。

令我遗憾的是，阅读在我们的时代也慢慢演化成了一种媒体的暴力，贩卖无知者却为自己迎来了满堂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