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照相馆《照片也会撒谎》

如果要言簡意賅地概括《紅旗照相館》，即“雖然照片不會撒謊，但撒謊者卻可能去拍照。”（劉易斯·海恩），往前延伸一步，我們可以說：“雖然照片不會撒謊，但撒謊者卻操縱了照片。”晉永權為何單單截取了1956年～1958年這短暫的年份？如果作者要著力表現“大躍進”時期新聞攝影領域的全貌，那聚焦在1958年～1960年則更為典型。顯然，作者意在於此，又不僅在於此。跟一般社科類書籍有所不同，《紅旗照相館》在詳盡記述了形形***的新聞攝影事件后，並沒有明顯的總結性篇章出現，全書的高潮隱晦不明。晉氏如此劃代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新聞攝影界的眾生百象是他的考慮因素，據我猜度，他更是為了追根溯源，為“大躍進”中那些今時看來夸張、黑色、甚或無語的新聞照片的遍地開花求一個答案，荒唐無稽的劇情都擁有一個在某個時段看來甚是合理的緣由。

在晉永權所求索的那些年份裡，中國的新聞攝影“筆底生花”，孩童嬉戲於稻谷上而稻杆不折，大姑娘舞於棉朵上如翔雲端，新老攝影人想象力井噴，一發不可收拾，《人民日報》的一位編輯在回憶中稱，“這詩一般的年代裡”，自己在辦報，又好像在作詩。發人深省的是，全國范圍內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及相關問題的討論，正當“大躍進”運動風生水起之時，這也從另一方面，解釋了當時攝影藝術的停滯，以及上世紀90年代中國紀實攝影橫空出世的革命性。時至今日，我們留心觀察，那段特殊歲月裡的攝影遺痕在現代的數碼感光元件上依然有所呈現，甚至濃墨重彩。

作為“工具”，攝影並非單純無辜的受害者。缺少了攝影的推波助瀾，“大躍進”運動是否仍然積重難返？然而，這樣的假設是沒有意義的。晉永權通過“說謊的照片”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反思性的圖像証史，在這個圖像聲音被不斷放大的時代，我們正在參與著一部更為宏大的圖像史的編著，而我們隨身攜帶的，絕不單單是一部相機，或幾支不同焦距的鏡頭。

作者：成刚（責任編輯：牛牧(實習)） 《广州日报》